期待許久的
陳履生先生主編的
《<抗倭圖卷>考》一書
由孔學堂書局最新出版
一幅明代的《抗倭圖卷》
兩個版本分藏中國和日本
中國國家博物館和東京大學
聯袂研究
重展歷史畫卷，探究歷史真實
前 言
文 | 陳履生
2010年，我由中國美術館調任中國國家博物館，這是我人生中的重要際遇，也是我職業生涯最后的與最重要的時期。今天回想起來當初，我的新同事們、包括我的領導們并不完全了解我的學術經歷和背景，因此，上任不久就遇到了東京大學提出合作研究明代《抗倭圖卷》的公函。起因是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也藏有與國家博物館《抗倭圖卷》相似的《倭寇圖卷》，而且題為“仇英”所作，實際上是一幅明代末期的佚名作品。兩幅作品明顯表現了內在的關聯性，非常有意思的是它們出現在明代初年與明代末期的不同時段，而相似的段落與構圖，包括其中的一些細節，提出了一系列的疑問——它們的關系是如何？為何會出現兩個不同的版本？為什么要畫這一內容以及其中的諸多細節？又是誰畫了這張畫以及為誰而畫？這就比單獨研究某一張畫所帶來的問題要復雜得多，而從研究的角度來看也更有意思，表現了美術史研究的復雜性和趣味性。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抗倭圖卷》
東京大學所藏《倭寇圖卷》
有部門領導提出讓我擔綱，我沒有拒絕，甚至可以說是欣然接受。我不認為這是對我的考驗；反而認為這是我的學術研究開始新的轉型的契機?，F實又把我拽到了明代的研究之中——在過往的學術研究歷程中，迂回在不同的歷史區塊與不同的藝術門類，穿梭在古與今、今與古之間，從漢代到元明清，到新中國；從漢畫到卷軸畫；從文人畫到主題創作，成為我的美術史研究的特點。在四年多的時間內，從《抗倭圖卷》《太平抗倭圖》到《平番得勝圖卷》，基本上將與明初“南倭北虜”相關的國家博物館所藏的重要的卷軸畫都研究了一遍，繼而又擴展到了典籍中的抗倭圖像。其間經歷了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的兩任所長，但保谷徹教授、須田牧子女士以及黃榮光博士一直為之努力，我們還一起去浙江溫嶺考察了歷史遺跡；一起探討了用新的技術手段解決中國古代書畫在研究中的問題。一切都難以忘懷；收獲的不僅是學術的成果，還有我們的友誼以及信任。
2011年10月18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倭寇與倭寇圖像研究國際集會。
倭寇與倭寇圖像研究國際集會。
這是一張非常有意思的歷史照片，研究過程中，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先后出了三任所長，左六為時任所長榎原雅治、左二為繼任所長久留島典子，左四為現任所長為保谷徹，2011年7月25日，國家博物館。
源于《抗倭圖卷》的研究，讓我重新認識明代美術史，或者說加深了我一直對美術史研究的看法，這就是，美術史研究不管是哪個領域，或哪個朝代，都還有許多未知的部分和待解的內容，還有許多需要加深研究的方面和需要拓展的路徑。過去我們的明代繪畫史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明四家暨吳門畫派、浙派、院體、遺民畫家等幾方面，顯然，這是不全面的，也是遠遠不夠的。明代繪畫在中國繪畫史上的重要性以及獨特性，是以其豐富性來構造的，過去在明代繪畫史的研究方面缺少對《抗倭圖卷》以及這類與國家現實相關的重大題材的關注，使得明代繪畫史顯得很蒼白。無疑，這是由文人畫主流所導引的繪畫史研究的不足。
明代嘉靖年間，倭寇侵犯太平（今浙江臺州市所屬的溫嶺市），《太平抗倭圖》所記錄的倭寇搶掠的情景
從繪畫史的整體來看，中國早在漢代就已經確立了它在社會發展中“鑒戒賢愚”的功用，這是超于怡悅性情的藝術表現，而這種“成教化，助人倫”的現實意義，成為后世通過圖像來實現其社會價值的傳統。漢代著名的魯靈光殿壁畫中的“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后?！北砻髁酥袊L畫在2000多年前就已經普遍存在的一種方式，其后的每一個朝代均為皇權所重，一直到清代諸多宮廷繪畫中表現帝王重要事件的作品，如《康熙南巡圖》《雍正皇帝祭先農壇圖》《乾隆南巡圖》《乾隆平定準部回部戰圖》等。其中由國家博物館收藏的描繪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的《乾隆南巡圖》，共十二卷，總長154米。這些表現帝王行樂生活、文治武功以及君王禮賢下士為主的繪畫，在以研究文人畫為主流的繪畫史研究中，基本上都不能成為一個時期藝術成就的代表，美術史的書寫往往是一筆帶過，即使有一些個案研究也是研究群體中的小眾，研究人員則大都集中在故宮這樣的收藏單位之內。相比較而言，人們還是津津樂道于宋代畫院中的一些考題，“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深山藏古寺”“踏花歸去馬蹄香”這些符合文人趣味的意境，不僅主導了宋代的翰林圖畫院，而且直接影響到此后的繪畫發展。這就使得像《韓熙載夜宴圖》這樣的作品在繪畫史上只是一個時期、一個方面的代表，而忽略了像《抗倭圖卷》這類表現國家宏大敘事的作品在繪畫史上的存在，或者是認識的嚴重不足。
中日專家合作研究各自所在機構的珍藏，其意義不僅是在倭寇圖像和抗倭歷史這些方面，同時還表現在將繪畫史的研究帶入到一個全面而深入的新時期。一方面是對畫作本體的廣泛研究，從歷史事實的考證，到藝術表現的探討，包括一些細微的問題和關聯到整體的方面；另一方面是新科技和新手段所帶來的新發現和新思考，將推動繪畫史研究的深入與發展；再就是利用國際合作研究，優勢互補，所開創的國際間合作研究新模式，將會帶來美術史研究的新的機遇。
無疑，《抗倭圖卷》還有許多值得研究和破解的內容，而人們如何把這類表現國家現實的歷史圖像納入到整個美術史研究之中，成為與文人藝術并行的一個重要方面，以完善一個符合歷史的明代繪畫史，則是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因為《抗倭圖卷》，需要重寫明代美術史。
2019年12月18日于北京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抗倭圖卷》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