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述評

陳履生

美術批評曾經被美術社會和公眾看得很重，也很有尊嚴。因為它作為社會輿論的一種，在單一導向性的社會中，是以一種指導性的態勢發出權威性的話語。它在公眾中的傳播所表現的出天經地義的指向性，人們是很少去質疑；而有限的質疑或商榷也是在“百家爭鳴”的可能性中表現出社會政治的需求，學理的、學術的批評是在單一導向性的理論框架中表現出它的學理和學術。不管怎樣，批評是嚴肅的，嚴肅得有時過頭。等到過了頭，就成為服務于政治的打壓，進而演化為批判。批評和批判的最簡單的區別是，批評是學術的，批判是政治的。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直至80年代，批評和批判，學術和政治，有時候難以區分，有時候混雜在一起。所以，被批評者看到批評往往會緊張，學界和公眾看到批評也會神經過敏。

關于批評對于文藝發展的促進作用，以及批評的一般原理，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是，批評家在運用批評，社會在對待批評的時候，很難在原理之外表現出常態。經過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政治化批評的時代之后，商業化時代的美術批評的商業化已經在所難免。商業化時代的美術批評已經失去了它的崇高和尊嚴，像“人人都是藝術家”一樣，“人人都是批評家”也成為歷史的必然。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再來談批評的原理、批評的標準、批評的責任等等，就顯得有點不合時宜。當代美術批評已經很難發揮它應有的功能，它在商業社會中的轉型，使批評成為商業的一種手段，是實現商業目的的最常規的推銷手法。很多人對于批評專業倫理的喪失，在痛心疾首之余會發出與痛心疾首相應的惡評，只是在說明人們愛之深、恨之切。

批評作為美術專業中的一項理論工作，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之內是被邊緣化的，所謂的“畫畫不成搞理論，理論不成搞行政”，非常準確地說明了過去歷史中的一種狀況。因此，批評家屈指可數，有名的批評家更是寥寥無幾。除了極個別的著名批評家之外，絕大多數批評家是不太被人瞧得起的，他們往往是在行政的指揮之下從事奉命批評，表現出計劃經濟時代的批評特色?，F在的情況不同了，批評可以不依賴于體制，也可以不屑于體制內的媒體。批評家在社會中的獨立性越來越明顯，特別是批評家兼策展人，更加提升了批評家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盡管批評家的經濟地位沒有能夠得到成正比的提升，一流的批評家不能和一流的美術家相比，可是，這種社會地位的提升卻增加了批評家的自信心，因為話語權的把握，不是用錢能夠衡量的。

商業化時代的美術批評談不上在學術上的貢獻，可是，對美術家社會地位的確立，對美術作品的價格和美術家的身價則有著重要的影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助推作用。美術批評成為當代美術作品價格標簽中的一個不可忽略的指數，是其價格的一個重要構成，而批評中的對作品的詮釋則成為其藝術表現的一個重要部分。所以，策展人絕大多數是批評家，少部分不是批評家的策展人，則是美術家中的先進分子，他們同樣承擔著批評家的職能。畫畫成了搞理論，理論成了搞行政，由此，水漲船高，畫價則節節攀升。這一新時代的景觀，雖然美術家不是以進入行政為最終取向，可是，在畫畫取得成就之外，發表理論上的高見，能夠進一步促進美術創作上的成就和社會影響，典型的個案有很多。如果將這些名家在理論或批評上的工作去除之外，那么，與之相關的社會影響可能難以想象。

很難給當代美術批評樹立貞節牌坊。人們也沒有必要指責批評家的操守，社會風氣大致如此，而社會需求決定一切，就難以茍求批評的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