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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多昆明擺地攤刻圖章軼事
時間:2020/8/21 文章來源:收藏快報 周惠斌/上海
聞一多刻“華羅庚印”
20世紀上半葉,聞一多先生從清華留美學生的優(yōu)秀典范、新月派的中堅詩人,轉變?yōu)槲髂下摯蟮膶W者教授、中國民主同盟的早期領導人,特別是在西南聯大執(zhí)教期間,為紓解生活困難,他自謀生計,掛牌擺攤,刻章治印,貼補家用,留下了“文字是我斗爭的武器,刻章刀是我掙錢養(yǎng)家的工具”的錚錚之語,凸顯了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所贊譽的“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聞一多刻孫毓棠印
聞一多伏案篆刻
聞一多自刻印及邊款“時在西南”“聯大家驊”“甲申秋”
聞一多自幼喜愛繪畫,赴美留學時主攻美術,回國后研究甲骨文、金文與文字訓詁,擅長楷隸,小篆別有風致。1927年5月,他在好友潘光旦家中閑居無事,操刀鐫刻了一枚“勝殘守闕齋藏”的藏書章,并為梁實秋刻下閑章“談言微中”。初次操刀,即受推崇,于是樂此不疲,甚至連自己熱愛的繪畫與詩歌都擱置一旁。他寫信給饒孟侃:“說起來真是笑話。繪畫本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歸來,逡巡兩載,發(fā)妻背世,詩升正堂,最近又置了一個妙齡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竟能寵擅專房,遂使詩夫人頓興棄扇之悲?!辈皇г溨C和風趣。
1938年4月,西南聯大在昆明成立。隨著抗戰(zhàn)不斷升級,昆明經濟凋敝,貨幣貶值,物價飛漲,教授們的生活急劇惡化,窘迫不堪。聞一多全家老少八口(夫婦倆加上五個兒女和一個保姆),開支大,薪水不足以養(yǎng)家,餐桌上每天都是白菜豆腐,他無奈地把僅有的一件皮大衣送去寄賣行,把北平帶來的幾部古籍賣給學校圖書館,換錢買米。目睹聞一多每況愈下的苦難生活,朋友們慫恿他以“治印”謀“開源”之道。聞一多思慮再三,欣然接受了大家的建議,篆刻印章,添補用度,他對夫人高真說:“我還有一雙手,別的勞動不會,刻圖章的力氣還有呀!”
浦江清教授特意撰寫了一篇文采斐然的駢文《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秦鉥漢印,攻金切玉之流長;殷契周銘,古文奇字之源遠。是非博雅君子,難率爾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點畫而成趣。浠水聞一多教授,文壇先進,經學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幾人自己;談風雅之原始,海內推崇。斲輪老手,積習未除,占畢余閑,游心佳凍。惟是溫黁古澤,僅激賞于知交;何當琬琰名章,共榷揚于藝苑。黃濟叔之長髯飄灑,今見其人;程瑤田之鐵筆恬愉,世尊其學。爰綴短言為引,公定薄潤于后?!毙iL梅貽琦獲悉后,與馮友蘭、朱自清、潘光旦、蔣夢麟、楊振聲、羅常培、陳雪屏、熊慶來、蔣寅清、唐蘭、沈從文等11位教授相出援手,具名推薦。
1943年秋,聞一多委托昆明城內青云街、華山南路、正義路上的多家筆墨店,在顯眼位置張貼治印啟事和潤例,并代收印章。自己則備了一張桌子,在街頭擺起地攤,鐫刻圖章。據吳宗濟在《補聽集》中披露,當年他在昆明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研究所任職,親眼看見聞一多在路旁鋪了一塊舊布,上面放上十幾方圖章石和刻章,盤膝半蹲半坐在小板凳上,他不敢驚動聞一多,低著頭匆匆而過。數日后,慕名求印的市民接踵而至,絡繹不絕。但印攤擺了沒多久,聞一多就被朋友們勸了回來,讓他在家里“設點”治印。
聞一多刻印,專心致志,廢寢忘食,但究竟刻了多少印章,已無從統(tǒng)計。不過,自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的兩年多時間內,僅印譜上就留下了1400多方印,接近每天一方。而其潤例,最初是石章每字100元、牙章每字200元,后來因物價上漲相應改為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1944年4月,又改為石章每字600元、牙章每字1000元。1945年3月,潤例調整為石章每字1000元、牙章2000元,最后又定為:“石章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邊款每五字作一字計,過大過小加倍。”
聞一多治印,操守極嚴。國民黨云南省黨部書記、代省主席兼民政廳長李宗黃,好附庸風雅,請聞一多刻印,許以豐厚潤例,他斷然拒絕??墒?,當和平民主運動組織需要印章時,聞一多分文不取。1945年10月,西南聯大成立時代評論社,出版《時代評化》周刊,他連夜趕刻了一枚“時代評論社章”,邊款為“評論社成立之夕,吳晗捐石,聞一多刻印。卅四年十月二日昆明”。據考,這是聞一多傳世的唯一隸書印。聞一多犧牲前一月還熬夜為民盟云南支部趕刻了4枚應急用章。
馮友蘭、吳晗、浦江清、朱自清、吳有訓、葉公超等許多西南聯大的教授,都得到過聞一多篆刻的名章或藏書章。贈送給華羅庚的印章,邊款為“甲申歲晏,為羅庚兄制印兼為之銘曰:頑石一方,一多所鑿。奉貽教授,領薪立約。不算寒傖,也不闊綽。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戰(zhàn)前,不值兩角”。華羅庚視若珍寶,30年后仍能完整地背誦下來。而為好友孫毓棠篆刻的名章亦別有意義,其邊款“忝與毓棠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箲?zhàn)以還,居恒相約,非抗戰(zhàn)勝利結束不出國門一步。頃者強虜屈膝,勝利來臨矣,而毓棠亦適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挾勝利以遠游異域。信乎?必國家有光榮而后個人乃有光榮也!承命作印,因附數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為惜別之紀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倉坡寓廬”,真實地刻畫了他與華羅庚、孫毓棠之間同患難、共甘苦的深厚友情,以及高度統(tǒng)一的愛國熱情,傳為印壇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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