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 1936年北京魯迅博物館藏

　　 “魯迅的藝術世界——北京魯迅博物館館藏文物展”6月20日在成都博物館開展，向人們展示了一個“不一樣”的魯迅。本次展覽展出來自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的110余件/套館藏精品文物，見證了魯迅的藝術造詣，展示了魯迅與時代的深刻對話。

　　 人們認識魯迅，普遍是從教科書中入門開始的。而教科書中的魯迅，留給大家的往往是“一身深色長衫，蓄著胡須，表情嚴肅”的魯迅，一個“橫眉冷對千夫指”的魯迅。不管是他雜文中激進甚至刻薄的言語，還是小說中無情的批判與嘲諷，都無不加深他冷峻與嚴肅的形象底色。然而，這次在成都博物館開設的“魯迅的藝術世界——北京魯迅博物館館藏文物展”，終讓不少觀眾由此感受到一個充滿溫情的“不一樣”的多元化的魯迅。

　　 須知道，在伏案寫作、筆耕不輟的同時，魯迅一生投入了大量精力用于藝術活動上。他酷愛版畫，收藏過數(shù)千幅中外版畫，多次舉辦版畫展覽。魯迅亦熱愛設計，曾編輯出版中外美術書刊十余種，并熱衷于設計書刊封面、題寫書名。魯迅的書法也很有造詣，曾被郭沫若評價為“遠逾宋唐，直攀魏晉”。

　　 自然，魯迅在藝術世界里的縱橫馳騁，絕非嘩眾取寵而給自己臉上貼金之舉，而是對藝術作品心有靈犀、共情共鳴的產(chǎn)物，是其藝術功底的自然流露，從而也起到了與一些藏品、作品珠聯(lián)璧合、相映成趣的效果。從部分展品中，觀眾當能窺見魯迅的美術功底，“一本《秦漢瓦當文字》是魯迅在1915年根據(jù)清代程敦本進行影摹成冊，線條細致純熟，十分精美；1923年，魯迅為北京大學出版部《國學季刊》設計了封面，封面圖案取自漢畫像石刻云紋圖案，風格古雅莊重，民族風格濃郁。展品中，童話《桃色的云》封面設計選取漢畫像中的人物、禽獸與流云為裝飾，《吶喊》封面設計充滿強烈象征主義風格與現(xiàn)代性的設計，折射出魯迅對藝術的思考與運用。”魯迅的創(chuàng)作，表面上是藝術與匠心的表達，背后卻是他對歷史、人文、審美等留下的一泓深邃而溫情的懷戀與宣泄。

　　 對藝術品的收藏，其中收藏什么往往能夠折射出藏家的一種價值取向。而這樣的收藏情結，在魯迅身上也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就比如魯迅對德國版畫家凱綏·珂勒惠支的作品十分推崇，在本次展覽中，“魯迅曾收藏的凱綏·珂勒惠支作品《織工隊》《面包》《死亡》等，也來到了成都”。如果說，這些作品“將工人階級的悲慘命運和勇于斗爭的精神淋漓盡致地呈現(xiàn)出來了”的話，那么，從中除表達了魯迅對德國工人階級給予充滿溫情的無聲聲援外，也自表達了魯迅對版畫這種極富藝術張力的創(chuàng)作形式的高度肯定。說到中國版畫，這是中國美術的一個重要門類，其獨特的刀味與木味使它在中國文化藝術史上具有獨立的藝術價值與地位。雖說，中國版畫自古就有，但中國新興版畫運動最早則是由魯迅倡導和發(fā)起，隨即版畫藝術在中國大江南北迅速傳播和發(fā)展。魯迅對中國新興版畫藝術給予的溫情及其貢獻，委實難能可貴。

　　 都說“細節(jié)最動人，細節(jié)最富說服力”，從展覽的藏品中，從藏品中的細節(jié)里，我們更能看到魯迅與許廣平夫妻和鳴、溫情脈脈的一面。展覽里，有魯迅致許廣平、鄭振鐸、蕭紅等人的書信，其中1926年魯迅寫給許廣平的信別具匠心，也格外讓參觀者折心動容。這封信是二人首次分別時所寫，信箋上繪有許廣平喜愛的枇杷和寓意著孕育其子的蓮蓬。魯迅對妻子的傾情關愛，對家庭的深情眷戀，從中可見一斑。

　　 如果沒有上述展覽，或許暫時我們還走不進魯迅的藝術世界，至少我們對魯迅藝術世界的了解還是膚淺的，是不完整的。而透過魯迅的收藏及其藝術創(chuàng)作，則無疑給我們從整體上認識和把握魯迅藝術成就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機遇。事實上，這也為我們進一步去讀懂和領會魯迅的文學作品帶來了有利條件。這次成都博物館的成功開展，也同時啟示我們：加強名人文化建設很重要，名人文化其實質(zhì)就是精神和意識、觀念和理論、知識和素質(zhì)、情操和品格以及美學情趣的高度凝聚。尤其對博物館、展覽館等在內(nèi)的機構而言，在展示名人文化中，一定要加強策展工作，從不同的角度去立體展現(xiàn)名人的風范，以期通過名人文化的不斷滲透，讓觀眾真正“走進”名人的心靈，觸摸名人的成長脈搏，從而將其內(nèi)化為每個奮斗者的自勵與自警，激發(fā)人們熱愛家鄉(xiāng)、熱愛祖國的情感以及投身家鄉(xiāng)建設、社會建設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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