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

　　面對線裝古籍這一先賢精神財富的物質載體，我們負有傳承和保護的雙重責任。雖然這只是一個問題的兩面，但在現實中卻常常表現為使用與保護的沖突。從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我們切身經歷了公共圖書館和單位圖書館古籍閱覽規定日益嚴格的過程。先是古籍普查，然后是提善、放寬善本書的尺度，限制復印和拍攝，提高善本拍攝和復制的底本費，等等。不可否認，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古籍影印出版已有長足的進展?！端膸烊珪废盗泻汀端牟繀部废盗卸加坝×舜罅抗偶?，使許多傳本稀少、以前很難看到的珍本流通于世，大大方便了文史研究者，極大地推動了海內外中國文史研究。不過，與此同時，閱覽線裝古籍的門檻也在日益加高：凡有影印本的線裝書不再提供閱覽，善本古籍閱覽的規定和手續更加嚴苛，且不允許拍攝。很多時候，對線裝書閱覽的限制已不只是古籍保護的需要，更是出于資料封鎖和壟斷的動機，或更直接地說是出于經濟效益的追求。這里姑不論在全民所有制下，公共圖書館或公立大學、國家機構的圖書館是否有義務為納稅人提供服務的問題，僅從保護古籍的角度說，使用也是讓古籍真正獲得最佳保護的前提。

　　首先，只有使用才能實現古籍文獻保存的意義。我們知道，陶淵明雖然在南朝即被蕭統推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但如果他的詩集沒有保存下來，或僅密藏于皇家圖書館而沒有流通、被世人閱讀，那么詩人陶淵明就只是個沒有內涵的空洞概念。是蘇東坡的閱讀、評論和擬作，塑造了陶淵明的詩人形象，成就了陶詩的經典地位。至今還有多少陶淵明這樣的詩人被塵封在圖書館中，我們并不知道。那些傳世稀少的刊本和鈔本、孤本，在被人閱讀之前，就如同未被演奏的樂譜，只是一堆無意義的符號而已。當代文學理論所以用“文本”來補充“作品”的概念，正是逐漸認清了這一簡單的事實：沒有進入閱讀視野的書寫或印刷產品，只能說是一個符號載體，還不是一個完成的藝術作品。從這個意義上說，使古代流傳下來的文本進入當代閱讀，是實現其生命價值、賦予其意義的首要前提，否則古人和古代文本就不是亡于往昔，而是亡于今日了。因此，圖書館里任何造成閱讀和研究障礙的規定，在我看來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圖書館的管理者僅僅抱著保存文獻的信念，以為這是對后代負責，那就只能說是觀念的迷誤——一種古書，一份文獻，現在有人要研究都不行，卻想著留給后人研究，這是多么奇怪的想法！

　　也許有人會說，現在減少使用，避免損壞，等日后影印出來，即可保古書無虞。中國古籍迄今沒有一部完整的目錄，明代以前書籍都有限，清代典籍則浩瀚無邊。據李靈年等和柯遇春所編兩種清人別集目錄的著錄，清代留存的別集便在四萬種以上。20多年來，為《清代詩文集匯編》和《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所影印的只有幾千種，那還是利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國家圖書館較為集中的資源，憑借有利條件完成的。以后再印，條件會艱難許多，什么時間能印完，實在是河清難俟。況且，出版資源有限而古籍甚夥，先印什么后印什么，也有個別擇。那些鈔本、稿本、孤本都不是尋常所能閱覽，一旦籌劃影印，就茫然不知哪些書歷史、文獻價值高，值得先印。

　　其次，只有使用才能使古籍獲得最完整的保護。眾所周知，宋元以前的典籍是比較容易搜羅編集的，所以宋元兩代的詩文詞總集很快就編成了。明清兩代則不然，是故《全明詩》和《全明文》的編纂都步履維艱，《全清詞》歷經兩代學人遞主其事，勞作多年，竣工之期尚難確定，《全清詩》一直停留在口號上，《全清文》則想都無人敢想。明清兩代雖然印刷業發達，文獻浩繁，但版本卻不入收藏家之眼，鮮有人搜羅庋藏，直到晚清才有陳田、劉承干、張壽鏞、鄧之誠等人留意搜求明清別集?，F存兩代古籍的保有量銳減，單種書籍的傳世數量反不及前代書籍，訪求、閱覽甚為不易?，F行目錄多據公私書志輾轉傳述，著錄難臻齊備。同一種書，不同版本的卷數、作品數量、序跋常有出入；甚至同一版本，因收藏者不同，內容也不一樣。比如《國朝詩話》的作者楊際昌，著有《澹寧齋集》，湯紀尚《槃薖文甲集》有其傳記，但不載生卒年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藏乾隆刊本《澹寧齋集》，后附楊氏后人手跋，詳述先祖生平著述，且載楊氏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于嘉慶九年（1804）。這就是作者家藏本的特殊價值。又如顧圖河《雄雉齋選集》，通行為康熙間刊六卷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藏康熙刊本配有續集鈔本一冊，后有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二月張四教手跋，云：“花田太史為教王母之從父兄，又母之世父也。昔舅氏授以此冊，藏之二十余年，偶于友人家得見太史改抹手跡，蓋晚年意有未安，再加審定者。借歸敬臨一過。太史尚有續集未梓，當合此中所收者，重鋟一本。教有志焉，而未能也?！笨肌肚迦藙e集總目》，《雄雉齋選集》并無續集流傳，此本所附續集應是未刊稿抄本，屬于特殊來源的孤本。似這類特殊的版本信息，若非恰好看到，是很難知曉的。

　　讓人遺憾的是，對使用線裝書規定得越來越嚴，表面上看線裝書會減少損壞，但很多書籍也可能從此就不見天日了。查卡片找書，與在書庫里自由取閱，結果是很不一樣的，以致研究人員熟悉古籍的程度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日本的很多圖書館，如大阪大學懷德堂文庫、立命館大學圖書館等收藏有大量線裝中國古籍，讀者是可以自由進出書庫的，線裝書包括明刊本（珍貴的古鈔本除外）都可以借回研究室使用。這對圖書館并沒有什么損失，但給研究者卻提供了莫大的便利。這種便利對于學術發展將是很大的推動，而圖書館也必將在這種貢獻中獲得回報，更多地了解本館藏書的價值，使有價值的書籍早日數字化或以其他形式復制，獲得永久性的保護。

　　站在圖書收藏單位的立場，上面的看法不會是他們樂于采取的態度和方式，但我相信，對古代典籍來說，最好的、真正的保護就是使用。從根本上說，使用的意義也高于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