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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凈的碎片——中國陶瓷考古之父陳萬里



        時間:2016/1/19 13:03:54 文章來源:老程家的業(yè)余生活 

          自從開始琢磨古陶瓷,一個重量級的人物,出現(xiàn)在俺的眼前,不管是書籍、史料、觀點和方法,都有這個人物的影子,繞都繞不開。這個厲害的人物,就是被稱為中國陶瓷考古之父——陳萬里



        陳萬里是誰?

          陳萬里(1891年—1969年) 又名冥鴻,夷初。江蘇省吳縣人
          頭銜:中國乃至世界的最著名陶瓷學家,古陶瓷考古之父,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陶瓷研究部首任主任,中國最早批的攝影藝術(shù)家
          學歷:民國6年(1917年)畢業(yè)于北京醫(yī)科大學
          任職單位:曾在北京大學、廈門大學、江蘇省衛(wèi)生署、故宮博物院等處任職
          興趣愛好:非常廣泛,愛音樂,會演戲,會昆曲,又好繪畫,還是攝影大師
        (愛好太廣泛了,但沒發(fā)現(xiàn)他釀過酒)

          陳萬里在陶瓷方面的成就

          陳萬里先生是現(xiàn)代享譽世界的中國古陶瓷專家,近30年來,我國在陶瓷考古與科研方面所取得的豐碩成果應該說與陳萬里先生是密不可分的。

          近代瓷學研究史可劃分為兩個階段,一為文獻考據(jù)階段,一為考古調(diào)查發(fā)掘階段。1930年,陳萬里赴歐洲考察,接觸了英國等西方國家的陶瓷學者和考古學家,學習了豐富的現(xiàn)代科學知識,將當時在西方流行的田野考古方法運用到對古窯址進行實地考察中,他這一考古思路和方法的創(chuàng)新,開辟了一條陶瓷考古的新途徑,使我國陶瓷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為現(xiàn)代陶瓷學研究奠定了科學的基礎(chǔ)。陳萬里因此被學術(shù)界譽為“中國陶瓷考古之父”。


        陳萬里先生實地考察窯址(右第二位起至左依次為陳萬里、馮先銘、李輝柄)

          前人研究古陶瓷,大都是從文獻到文獻,不太注重野外考察。陳萬里與他們不同,他走出書齋,為考查浙江龍泉青瓷,自1928年起他“八去龍泉,七訪紹興”,在龍泉和上林湖艱苦搜尋,先后發(fā)現(xiàn)龍泉窯大窯遺址、上林湖越窯遺址,搜集了大量瓷片標本,進行排比研究,并在龍泉大窯村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田野考察報告《瓷器與浙江》,引起了世界的關(guān)注,也奠定了他的學術(shù)地位。

          新中國成立之初,故宮百廢待興,專業(yè)人才奇缺。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請當時在衛(wèi)生部工作的陳萬里去故宮工作,但衛(wèi)生部也想留他,這讓陳萬里左右為難。消息傳到周總理那里,周總理拍板:故宮少不了陳萬里。1949年11月起,陳萬里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陶瓷研究部主任。從此,陳萬里精神抖擻,腳踏實地,遍訪南北,為拯救國寶出力,成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典范。

          50年代以來,陳萬里先生更是不辭辛苦地走遍了我國南北各地,調(diào)查了許多窯址,發(fā)表了許多調(diào)查報告與重要論文。 著作有《瓷器與浙江》、《越器圖錄》、《陶枕》、《宋代北方民間瓷器》、《中國青瓷史略》、《陶俑》等。長篇論文《中國歷代燒制瓷器的成就與特點》,對中國瓷器的工藝特點和藝術(shù)成就進行了系統(tǒng)、科學的總結(jié),還對典型瓷器的具體鑒定事例,深入淺出,實用性極強。





         
          ——引經(jīng)據(jù)典,發(fā)現(xiàn)越窯青瓷

          陳萬里認為任何一種古代瓷器,都要從文獻、實物以及窯址三方面找到對應的認定關(guān)系才行。關(guān)于龍泉窯的考察與研究,陳萬里以南宋莊季裕的《雞肋篇》記載:“處州龍泉縣,又出青瓷器,謂之秘色,錢王所供蓋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樣須索,益加工巧……”為依據(jù)展開,他在1928年5月的日記中指出:“民國(1928年)十七年夏,余以視察舊處屬各縣地方政務(wù)南行,其初也,即以龍泉青瓷之見于載籍者,摘錄若干則置之行篋,為便中實地調(diào)查時參考。最近舊瓷碎片之成箱裝運外邦者尤多,夫在清初已有‘李唐越器世間無,趙宋官窯晨星看’之嘆,而運會所至,乃有今日之發(fā)現(xiàn)。顧出土器物雖豐富,國人茫然視之,竟不以為寶也。因此發(fā)憤,愿以視察余暇,從事勘查,勘查之后,試記大概,以喚起國人之注意,自問固谫陋,亦不暇計矣?!?/P>

          1935年,陳萬里去余姚上林湖考察,目的是為了尋覓青瓷中最佳者―秘色瓷。唐代秘色瓷的誕生,將越窯青瓷藝術(shù)推向完美的境地。唐朝茶圣陸羽經(jīng)過多年考察后,將越窯位列榜首,稱其為“類玉類冰”??墒?,人們在傳世文物中從未見到過秘色瓷的實物。唐滅后,擁有江浙十三州之地的吳越國王錢镠出于政治需要,制定了“事奉中原,歲歲朝貢”的政策,這樣,利用上林湖精良的制瓷技術(shù)燒造的秘色器,除供自己享用外,還作為結(jié)交中原稱臣納貢之物品。

          1935年5月15日,陳萬里在《余姚上林湖訪古記》中記載:本日午前在甬參加夏季衛(wèi)生運動大會以后趕往上林湖。“湖水清澈見底,淺處有蘆草,微風拂之,蕩漾有致。黃花小草,亦隨處可以見到,風景之佳,實不讓杭州西子湖也。四圍山色蔥翠可愛,低誦陸龜蒙‘奪得千峰翠色來’之句,翹首南望,早已神馳于湖西村矣。自薤云亭南行折東幾穿湖而過……居民均業(yè)磚窯,殆為千數(shù)百年由制瓷而轉(zhuǎn)為制磚歟!”這是陳萬里初到上林湖越窯的印象,文字清新活潑,對國家文物保護的憂患意識貫穿于著作之中,讀之令人肅然起敬。

          爾后,陳萬里多次來浙江尋找秘色瓷,他想,如果“秘色越器”指的是“秘色瓷”,浙江就是越窯的產(chǎn)地。陳萬里下定決心一處一處地找。當大多數(shù)對考古感興趣的國人還停留在紙上談兵時,30歲的陳萬里已經(jīng)邁出了中國田野考古的第一步。一個時代過去了,陳萬里的努力沒有白費,經(jīng)過反復調(diào)查、對比、走訪,考古界達成了共識:浙江余姚、上虞、慈溪一帶的“上林湖”,就是越窯秘色瓷的中心窯址,這里正是陳萬里第一次考察越窯的地方。



          1987年陜西法門寺終于出土了秘色瓷,證實了陳老先生的判斷,但老先生終究沒能看見,甚是遺憾。

          ——煞費苦心,慎尋哥窯蹤跡

          哥窯是中國陶瓷史上最富爭議的一種奇特瓷器,長期以來關(guān)于哥窯的記載,廣泛存在于多種文獻之中。故宮的哥窯器物,是否真的在800年前的宋代就存在?民國初年,龍泉發(fā)生盜掘古窯之風,再次引起人們尋找哥窯的興趣。

          哥窯瓷片,金絲鐵線,紫口鐵足,厚釉薄胎,如同夾心餅干。最早記載哥窯的是明嘉靖年間上海人陸深,他在《春風堂隨筆》中云∶“哥窯,淺白斷紋,號百圾碎,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處州人,主龍泉之琉田窯(大窯),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為世所貴,即官窯之類,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窯?!贝蟾G村里有窯神廟,龍泉地區(qū)的燒窯人都奉章家兄弟為窯神,開窯必定祭拜。每年正月,當?shù)氐哪九紤驁F還會走鄉(xiāng)串戶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

          當年陳萬里發(fā)現(xiàn)龍泉窯時,在考察報告中多次寫到了溪口窯。1938年9月,陳萬里第二次赴溪口調(diào)查,認為此處系古代龍泉燒瓷精華所在。他在筆記中指出:“溪口大麻之有窯,原為典籍所不載,我于民國二十三年發(fā)現(xiàn)以后,曾將所獲碎片與同好者商討,并于浙江文獻展覽會上陳列之,于是湖濱骨董賈客,始知大麻二字,其黠者因此遂能道及溪口大麻,歷歷如數(shù)家珍?!标惾f里認為:“墩頭作品中,頗多仿自銅器之式樣,其為沿襲兩宋官窯之作風,昭然可見,此實為龍泉造瓷中之黃金時代?!毕诤谔デ啻蔁o論是產(chǎn)品種類、器形設(shè)計、工藝特色和生產(chǎn)技術(shù)等方面均受到北宋中原諸多名窯的影響,其中以汝窯為最深,可以說是北宋汝窯青瓷在龍泉的延續(xù)。

          1941年9月19日,陳萬里在日記上寫道:“此次來龍,曾聽某賈(指古董商人)說龍泉古窯址出來黑胎物品,到了上海,專銷幾位研究古瓷的外國人,就說是杭州烏龜山出來的東西,并且說得煞有介事,哪一處地方出土,出土的情形是怎樣,當然還要編造一串假事實,于是一件龍泉黑胎物就可以冒牌賣出一個高價。事情既然是這樣,所以龍泉的黑胎,雖說是有了這樣的幸運,其實可惜了龍泉的真價值,而竟戴上了毫不相干的烏龜山官窯的高帽子?!?/P>

        陳萬里當年無法確定哥窯產(chǎn)地的原因,是20世紀30年代各地的古董商發(fā)現(xiàn)龍泉窯址后,使遺址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據(jù)一些老農(nóng)回憶,當時中外古董商紛至沓來,云集溪口一帶,雇用當?shù)剞r(nóng)民對窯址進行大肆挖掘,并廉價收購所掘遺物。一時間,溪口的旅館、餐館、賭館、妓館應運而生,好不熱鬧,遺址被翻了幾遍,其破壞程度之嚴重可想而知。從陳萬里的筆記中可以看出,溪口窯在龍泉具有崇高的地位。陳萬里甚至一度認為這里就是哥窯的產(chǎn)地,但最終因證據(jù)不足而放棄。大窯村目前仍是公認的龍泉青瓷的主要產(chǎn)地。

          判斷龍泉溪口窯是否就是哥窯,需要有文獻記載,要有朝廷派出的督造官員名單等,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在尋找哥窯產(chǎn)地的過程中,陳萬里遇到了巨大的挑戰(zhàn),他沒能尋找到文獻記載的實證,故懸案依舊。


        龍泉大窯村陳萬里紀念亭


        龍泉大窯村的陳萬里雕像

          ——眼光獨特,為救國寶殫精竭慮


          陳萬里不顧年事已高,帶領(lǐng)青年學者到各主要產(chǎn)瓷地區(qū)調(diào)查窯址,足跡遍布中華大地,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了大量中原地區(qū)的古窯遺址,拍攝了很多照片,還發(fā)表了關(guān)于越窯、邢窯、定窯、鈞窯、汝窯、龍泉窯、磁州窯、山西琉璃、中國瓷器的外銷等數(shù)十篇論文。

          鈞窯是中國宋代的五大名窯之一,因為以河南禹縣后改為禹州市內(nèi)的鈞臺及八卦洞一帶窯址所產(chǎn)品質(zhì)最高,故統(tǒng)稱為“鈞窯”。1951年,陳萬里在此發(fā)現(xiàn)一批窯址,1962年,他又對此處進行考古調(diào)查,1973年,河南省博物館在禹縣鈞臺、八卦洞對遺址進行考古發(fā)掘,證明此窯在宋徽宗時期最為興盛,是為宮廷燒制瓷器的窯場。

          汝窯為五大名窯之首,陳萬里十分關(guān)注,他親自到臨汝、寶豐、魯山等地尋找古窯址?;鼐┮院?,陳萬里就汝窯問題發(fā)表了有獨到見解的文章《汝窯的我見》,他指出:“汝窯以何緣而燒造青器?我懷疑受到南方越州秘色瓷的影響。因為南方之越,在唐是邢越并稱的,何況秘色瓷之在唐,經(jīng)過了宮廷間的應用,它的影響,說不定在邢之上?!彼囊娊猓趶姆ㄩT寺出土的秘色瓷那里得到佐證。

          耀州窯唐宋瓷窯遺址有一塊石碑,碑首鐫刻著四個蒼勁有力的大字“德應侯碑”,此碑是20世紀50年代陳萬里在調(diào)查時偶然發(fā)現(xiàn)的。該碑刻于大宋元豐七年(1084年),它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窯神廟碑,也是最早記載陶瓷生產(chǎn)狀況的石刻文字史料,彌足珍貴。

          陳萬里先后出版的《中國青瓷史略》一書,將紛繁雜亂的中國青瓷發(fā)展史整理得有條有理,許多論點十分精辟,具有非常高的學術(shù)價值,一直受到中外學者的重視,為中國贏得了在世界古陶瓷研究領(lǐng)域里的話語權(quán)。


        陳萬里(右一)與家人

          陳萬里曾主動將歷年來收集的55件青釉陶瓷捐獻給故宮博物院。這批陶瓷從漢晉至唐宋,其中的精品青釉陶樓,是漢代永康二年(301年)的墓中文物;黃釉大陶盤和陶壺,是鮮見的漢晉六朝時期的精品,此舉受到文化部的獎勵。

          陳萬里在攝影方面的成就

          陳萬里是個“永遠生活在趣味中”的人,他平生愛好廣泛。作家葉圣陶說:“陳萬里先生富于藝術(shù)天才,文藝、戲劇、繪畫、書法,他沒有一項不篤好,也沒有一項不竭思盡力去擘摩?!?

          陳萬里1919開始鉆研攝影,從1919年至1921年在北京大學連續(xù)三年間,舉辦了三次攝影作品展覽,他是主要組織者之一。當時攝影普遍被認為不是一種藝術(shù),學者錢玄同甚至說“凡愛攝影者必是低能兒”。陳萬里認為“攝影藝術(shù)不僅須有自我個性的表現(xiàn),從美術(shù)價值而言,最重要的在能表現(xiàn)中國藝術(shù)的色彩,發(fā)揚中國藝術(shù)的特色”。他出游隨身帶著相機,一邊進行攝影藝術(shù)的探索,一邊用它記錄所見到的文物勝跡。1922年,他和顧頡剛一起從北京回蘇州,在甪直拍攝了保圣寺的唐塑,當時佛像和塑壁尚未完全坍塌,顧頡剛著文呼吁保護這些珍貴文物,引起學術(shù)界的關(guān)注。在組織唐塑保存委員會時,陳萬里與蔡元培等人一起被列為委員。1923年冬,陳萬里和黃振玉、吳郁周,錢景華、汪孟舒等發(fā)起組織我國最早的攝影藝術(shù)團體——藝術(shù)寫真研究會,后改稱光社。陳萬里被稱為“光社四杰之一”。1924年夏,北京光社第一次攝影展覽會上,他展出作品60余幅。后來從中選出12幅制成珂羅版,出版了我國第一本個人攝影藝術(shù)作品專集《大風集》。

          1924年6月,光社在中央公園舉行了第一次社員攝影作品展覽,陳萬里選送了60幅作品。同年8月,《大風集》出版。該書為大開本,布面精裝,墨綠色的封面上燙銀“大風集”三字,由馬夷初題署。書中有俞平伯題詞及錢稻孫、顧頡剛兩位的序。它顯示了我國早期攝影的美學觀念,即依據(jù)古典詩詞與繪畫的意境,拍攝風景或靜物。

          1924年,在國民革命的沖擊下,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溥儀被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逐出故宮,陳萬里參加了清室善后委員會,承擔攝影任務(wù)。陳萬里在這一歷史事件中拍攝到了許多珍貴的鏡頭,輯成《民十三之故宮》一冊,對以后宮廷歷史陳列有很大的參考價值。陳萬里對古陶瓷發(fā)生興趣,可能與他早年拍攝故宮收藏的瓷器有關(guān)。

          1926年夏,應廈門大學聘請南下,在上海舉辦個人攝影作品展覽,是我國攝影家舉辦個人展覽最早的人。在上海時,他還參加了上海美術(shù)??茖W?!疤祚R會”舉辦的展覽活動,并和攝影家郎靜山等相識,共同醞釀組織攝影團體,終于在1928年初,與郎靜山,胡伯翔,黃伯惠等組成“中國攝影學社”(簡稱華社)。他在華社舉辦的歷次影展中都有作品參展。陳萬里各方面造詣都很深,著作很多。其中攝影專集除《大風集》、《民十三之故宮》,還有《西陲壁畫集》、《越器圖鹿》和《故宮圖錄》等;他的《云崗圖錄》攝影集,原稿毀于“一.二八”炮火,未能出版。他還在著作如《西行日記》、《閩南游記》、《湘川道上》中,附上他的攝影作品,圖文并茂,很有特色。

          作為特殊歷史時期的攝影家,陳萬里的攝影記錄和傳承了歷史。

          作為攝影界的前輩,新中國成立后,陳萬里當選為中國攝影學會理事。

          陳萬里在其他領(lǐng)域的成就——游記《西行日記》

          1925年春,美國哈佛大學考古隊華爾納(LangdonWaner)等將赴敦煌考察, 出于其辨認沿途文字古跡、尋求向?qū)f(xié)助的需求, 邀請北京大學研究所派人參加,這個任務(wù)落到了極具傳統(tǒng)文化造詣的陳萬里身上。此次西行之行是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暨考古學會第一次實地調(diào)查, 是中國人調(diào)查千佛洞之始??疾靾F于2月16日從北京出發(fā),7月31日回到北京,歷時五個半月。返京后, 陳萬里把沿途的所見、所聞?wù)沓扇沼涹w的游記——《西行日記》。

          《西行日記》內(nèi)容豐富, 集考古學、歷史學、地理學、民俗學、語言學資料于一書, 其內(nèi)容涉及山西、陜西、甘肅等廣大地區(qū)。書中所記邠州(今陜西彬縣)的大佛寺、涇州(今甘肅涇川縣)南石窟寺和丈八寺, 蘭州白塔山、五泉山、黃河鐵橋、金天觀、敦煌千佛洞、安西東千佛洞等極具價值的文化遺跡, 在這部日記未發(fā)表之前, 由于缺乏實地考察, 許多內(nèi)容以訛傳訛, 以致史書里留有許多錯誤, 經(jīng)陳萬里先生實地調(diào)查, 辨明了方位, 改正了以前史書記載的錯誤。如作者游歷甘肅武威時對《西夏天佑民安碑》所在的寺院進行了考證, 認為此碑所在的寺院應為大云寺, 清應寺為錯誤的記載, 并指出《甘肅新通志》中對于西夏碑的著述遺漏而未有記載。

          作者每到一地即對此地的地名、山川、名勝、遺跡、民俗、風土人情進行了詳細的了解與考察。由于作者博覽群書, 在考察西北地名時就能旁征博引, 例如:作者到達甘肅山丹縣、閱《河海昆侖錄》關(guān)于山丹的大黃山與焉支山(今胭脂山)的地名做出了詳細的辨析考證并查對《括地志》、《方輿紀要》得出大黃山與焉支山的地名及具體地理位置, 說明大黃山與焉支山是兩座山??梢钥闯鲎髡咧螌W之嚴謹, 學識之淵博。

          考察敦煌千佛洞、搜訪佛教藝術(shù)作品, 原本是陳萬里先生此次旅行的主要目的, 但由于各種原因在千佛洞中只停留了三個半天, 這對先生而言是一大缺憾。盡管這樣, 作者對敦煌千佛洞的洞數(shù)、洞高、洞寬、洞長、塑佛數(shù)、畫壁完全與否、被毀尺寸、附記等盡可能進行詳細的考察并對敦煌學的研究提出了諸多很好的建議與計劃,希望未來者對敦煌的研究應有組織、有計劃、有專門學者分工擔任中國敦煌考古隊來從事各個方面的研究, 并在實地經(jīng)驗上計劃保存敦煌寶庫的方法。

          書后的附錄中專門列出“敦煌千佛洞三日間所得之印象”, 文中保留了大量的洞窟題記, 記錄了各洞窟供養(yǎng)人的名字, 為研究敦煌千佛洞供養(yǎng)人保留了珍貴的資料。同時,這些題記還可補正史之不足或校正史之訛誤, 為研究西北歷史提供了有力的證據(jù)。如歸義節(jié)度史曹元忠,《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宋史·沙州傳》并稱其卒于宋太平興國五年, 繼位者為其子延祿。而據(jù)“ 敦煌千佛洞間所得之印象”中所記千佛洞第300、第60 洞梁上的題記可知曹元忠卒于宋開寶八年以前。歸義軍節(jié)度使在曹元忠后為其子曹延恭,在曹延恭后為曹延祿,曹延祿繼承曹延恭的職位在北宋太平興國五年以前。

          書后還附有“ 涇川石刻校釋及考證” ,“ 萬里校碑錄” (包括“增補六種” 和“校釋十種”),保留了大量隴右金石方面的史料,為研究隴右金石者提供了較原始的金石文字記載的資料。

          作者還記述了各地的民俗、方言、戲劇、歌謠,描繪出一幅幅生動的風情畫。

          陳萬里先生克服旅途中的種種艱難, 邊走邊記, 體驗全面, 記錄真實, 并由于他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藝術(shù)研究方面的深厚的造詣, 使得這部《西行日記》具有從多方位了解西北、認識西北、研究西北的較高的、也是最詳實的史料價值, 可以為今天大西北的開發(fā)提供有益的借鑒和決策方面的依據(jù), 并為今天研究世界寶庫敦煌、甘肅涇川等石窟藝術(shù)及碑記、造像、彩陶藝術(shù)、佛教藝術(shù)等提供了寶貴的研究資料。這部著作集考古學、敦煌學、民俗學、地理學、語言學等于一書, 真實地記錄了西北地區(qū)的方方面面, 堪為游記文獻的典范之作。

          這部日記所記錄除考古資料之外,最觸目驚心者為政治的黑暗,和老百姓生活的艱窘。

          甘肅省圖書館藏的這部民國十五年(1926年)版的《西行日記》是陳萬里先生贈與學界泰斗葉圣陶先生的, 封面有作者親筆題記“ 圣陶先生指正” ,“陳萬里敬贈” 。封面“西行日記”為胡適先生的題字,李有行先生繪畫“ 萬里向安西”;卷頭為朱樂之先生題詩;李有行先生繪“ 敦煌120 洞北魏圖案及塑像”。

          《西行日記》做為民國時期游記類圖書, 不僅從內(nèi)容、形式方面有較高的學術(shù)研究和史料價值, 而且圖書裝幀、設(shè)計也極具藝術(shù)價值。 

          感慨
          
          作為一個古陶瓷研究的愛好者,讀了陳萬里先生的著作,了解了陳先生的事跡,膜拜至極,深感有陳先生實乃瓷界大幸國之大幸民族之大幸,吾輩當時時習之。感嘆先生愛好之廣泛,單從任何一本書中,了解到的先生,均是先生的一個碎片,難概全貌。2009年,故宮博物院為紀念陳萬里先生逝世40周年,在《紫禁城》12月版專門出了一個專題明凈的碎片”來紀念陳萬里先生。

          明凈的碎片,很好的概括!先生愛好攝影,那是光影瞬間的碎片;先生愛寫日記,那是過往生活的碎片;先生致力田野考古,專愛搜集陶瓷的碎片;零零整整的文章,是人們對先生記憶的碎片。這些清晰明凈的碎片,能否拼湊成一個完整的先生?

          陳萬里眾多著作名錄和眾多名瓷捐獻名錄:
          http://www.dpm.org.cn/shtml/402/@/26540.html

        程彥林 2016.1.11深夜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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