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中國瓷器的巔峰——汝窯》之后，本應該接著寫定窯或南宋官窯或哥窯的，因有朋友建議寫鈞窯，好吧，這次就寫寫中國“宋代五大名窯”中，疑問最多、爭議最多、也可能名不副其實的鈞窯吧。
鈞窯天藍釉鼓釘三足花盆托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說起“宋代五大名窯”，很多人都會朗朗上口“汝、鈞、官、哥、定”，把鈞窯排得如此靠前，甚至把鈞窯陳設類的傳世瓷器說成“北宋官窯”出品，故宮如此，一些專家亦如此。事實真的如此嗎？我來告訴大家，此大錯特錯也！經過我仔細審讀眾多歷史文獻和多年的研究，綜合一些國內外務實的專家、學者、機構的研究成果，我的觀點是：鈞窯因創(chuàng)燒窯變銅紅釉而著名于世，在中國陶瓷發(fā)展史上有巨大貢獻，可以躋身于中國名窯之列！但是，鈞窯并不屬于“宋代五大名窯”，更不是什么“北宋官窯”。它創(chuàng)燒于金國滅宋之后，盛燒于金、元至明代之間，于明朝后期衰敗。在北宋末期、金、元和明朝初、中期，鈞窯都默默無聞，到明朝中后期開始嶄露頭角，直到清朝初期才受到清朝廷青睞，從此矚目于世。在清代和1960-1970年代，一些文人、學者、專家因為治學不嚴謹而疏忽大意，或者故意而為之，硬把鈞窯“打造”成“宋代五大名窯”和“北宋官窯”，開了一個巨大的歷史玩笑。那么，歷史真相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巨大“差錯”呢？請聽我撥云開霧，娓娓道來。
鈞窯概述
鈞窯和汝窯一樣，同屬于北方青瓷。鈞窯的發(fā)源地和中心燒造區(qū)域位于如今河南省許昌市下轄的縣級市——禹州市。禹州市地處伏牛山余脈與豫東平原的過渡地帶，潁河自西至東橫貫與臨汝窯和汝窯所在地古汝州（含平頂山寶豐縣）相鄰，有著豐富的瓷石（高嶺土）、釉料、瑪瑙礦和松木、煤炭等燃料資源，加上水源豐富、交通便利、與外界交流順暢，和臨汝窯、汝窯一樣是得天獨厚的置窯之所。我在《中國瓷器的巔峰——汝窯》中講過，青瓷在南北朝時期由南方越窯傳入北方之后，迅速在河南中部廣為傳播并發(fā)揚光大，特別是古汝州地區(qū)的魯山段店窯，青瓷的燒造技術在唐代得以改進并逐漸成熟，產生了“魯山花瓷”，在當時的北方地區(qū)名聲顯赫。在“魯山花瓷”的影響下，汝州遍地都建起了瓷窯，其中就有“獨領風騷九百年”的著名汝窯。而鈞窯所在地——禹州，離唐代位于汝州的魯山段店窯也同樣相鄰，見下圖。
鈞窯遺址所在地及河南地區(qū)古陶瓷重要窯址分布圖
鈞窯與汝窯、魯山花瓷相鄰
藍圈是魯山花瓷所在地，黃圈是清涼寺汝窯所在地，紅圈是鈞窯瓷所在地
根據(jù)歷次考古的地層分析，禹州地區(qū)的瓷窯燒制歷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可能和汝州地區(qū)的瓷窯一樣，同樣因“魯山花瓷”的影響而逐漸發(fā)展起來。但那時禹州地區(qū)的瓷窯，只是一般的粗瓷，2002 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秦大樹教授在禹州市神垕鎮(zhèn)調查古窯址時，在于溝村大白堰窯址發(fā)現(xiàn)了唐花瓷和早期鈞窯的地層疊壓剖面，兩地層間竟然有近兩米厚的自然土層，可見二者相距有著相當長時間的歷史間隔，從而證明從唐代魯山花瓷發(fā)展到早期鈞窯的觀點是不正確的，所以，唐代瓷窯與本文所涉及的鈞窯，并無傳承關系。
唐代魯山花瓷——花釉腰鼓形器
關于鈞窯的創(chuàng)燒時間，業(yè)界有北宋說、金元說、明朝說等幾種，甚至還有唐朝說，爭論還比較激烈，當然事實只有一個。事實上，鈞窯是在“靖康之難”北宋滅亡之后，因汝窯在戰(zhàn)爭中被毀、汝窯窯工逃到禹州而慢慢發(fā)展起來的，所以，鈞窯的真正創(chuàng)燒時間應該在金國滅北宋之后，與南宋同期。這一點，我國陶瓷考古專家陳萬里先生在《中國青瓷史略》中，描述得很清楚——汝窯在靖康之難中毀滅后，緊鄰臨汝東北鄉(xiāng)大峪店的陽翟縣神垕鎮(zhèn)野豬溝就開始燒造一種青釉器，異軍突起。從窯址發(fā)掘看，神垕鎮(zhèn)野豬溝燒制的青釉瓷既有明顯的汝窯特征、又有自身的特色，可以判斷鈞窯有著明顯的汝窯傳承關系。
鈞窯天青釉葵口盤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鈞窯在金國（南宋時期）、元代和明代初期均默默無聞，除了《元典章》中零星記載從鈞州這個地方征收窯稅之外，并無關于鈞（均）窯的文字記載。在金、元戰(zhàn)爭中，直接導致金國滅亡的著名三峰山之戰(zhàn)，就發(fā)生在鈞窯所在地——神垕鎮(zhèn)附近，異常慘烈的戰(zhàn)爭之下，鈞窯自然難以保全。到了明代中期，關于鈞窯的文字記載開始出現(xiàn)，“鈞州窯”之名最早出現(xiàn)在明弘治年間（即公元1470年7月30日―1505年6月8日這段時間），明嘉靖之后“鈞州窯”記載漸多，暗示其地位逐步提高，從記載內容看，這時期鈞窯的品質一般，比起其他名窯口并沒有受到人們的特別青睞。明萬歷（公元1573年9月4日）之后為避明神宗朱翊鈞之名諱，鈞州被改名“禹州”，均州窯從此被寫為“均州窯”。種種跡象表明，鈞窯在明朝中后期徹底衰敗消失。但是，到了清朝初期，顏色鮮艷的陳設類鈞窯器受到朝廷和皇親國戚的追捧，逐漸進入社會上層收藏者序列，并開始被紫禁城收藏。尤其到了雍正、乾隆朝，朝廷對鈞瓷給予前所未有的重視，并令景德鎮(zhèn)御窯廠仿制鈞窯，把鈞窯推入一個歷史高位。
鈞窯玫瑰紫釉渣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首次記載鈞窯為名窯的書籍是《宣德鼎彝譜》，這是一部在明代后期嘉靖年間寫成、冒充100多年前明宣德年間呂震所著的“偽書”。就是這部偽書提出了“柴汝官哥均定”的說辭，把鈞州窯排在五大名窯倒數(shù)第二，成了鈞窯“躍升”為名窯的源頭。后來經過清朝文人、學者的不斷引用、篡改和添油加醋，到清乾隆年間出現(xiàn)且一直沿用至今的簡化名稱——“鈞窯”，甚至被提升成了“北宋官窯”。而到清嘉慶年間，為避免自相矛盾，開始把鈞窯說演變成了“鈞臺窯”——“鈞窯出鈞臺”，創(chuàng)燒時間就這樣被往早推了幾百年，成了“宋初所造”，在晚清以后不少書籍便以訛傳訛地將鈞窯列入“宋代名窯”。1950-1970年代，我國不少專家、學者不顧懷疑和反對聲音，依據(jù)明清的不實書籍，未加深入研究即輕率將鈞窯列為“宋代五大名窯”，并寫入了重要的陶瓷歷史文獻。
鈞窯天藍釉紫紅斑雙系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鈞窯的燒制成就
鈞窯瓷器是中國北方地區(qū)金、元、明時期最重要的瓷器產品之一，在其最興盛的時期，北方廣大地區(qū)的眾多窯場普遍生產鈞瓷。
鈞窯月白釉紫紅斑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一般地，世人將鈞窯的瓷器分為日用瓷和陳設類瓷兩類。鈞窯的日用瓷大多以碗、盤、洗、罐、瓶、爐、枕等生活用品瓷器為主，釉色以帶乳光的天藍居多，部分飾有紅或紫紅色斑塊，少見通體玫瑰紫和海棠紅器物。這種天藍中帶紫紅的乳光釉瓷器在金、元、明時期深受民間喜愛，北方河南、河北、山西的許多窯場，甚至南方浙江地區(qū)的個別窯場，都受其影響而燒造鈞釉器物，產品也主要供民間使用，有人習慣稱之為“民鈞”。
鈞窯天藍釉紫紅斑碗 故宮博物院藏
鈞窯陳設類瓷器， 有花盆、盆托、鼓釘洗、渣斗、出戟尊等， 式樣別致， 造型多樣， 如花盆有方形、筒形、蓮瓣形等。釉色絢麗多彩有紅色、青色、紫色等， 有的還有燒制過程中形成的“蚯蚓走泥”紋。底部刻有數(shù)目字， 有的還有“奉華” 、“省符”字樣的銘文。
鈞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 明代 大英博物館藏
鈞窯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創(chuàng)造出銅紅釉穩(wěn)定的窯變工藝，燒制出絢麗斑斕的窯變釉，改變了以往瓷器單一色釉的局面，它就像一道曜變的紫霞，開辟了陶瓷色彩的新天地，在中國陶瓷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以氧化鐵著色的青釉是我國南北方青瓷燒造歷史最悠久的傳統(tǒng)高溫釉，盡管后來發(fā)展出了黑釉和白釉，也只是在氧化鐵與氧化鋁的增加與減少的配比上調整，色彩變化單調，而鈞窯創(chuàng)造性地在釉料中加入氧化銅作著色劑，在高溫還原氣氛下燒成銅紅窯變釉，使瓷器的顏色發(fā)生了顛覆性的變化。
鈞釉紅彩玉壺春瓶 英國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藏
目前已經發(fā)現(xiàn)的窯變釉玫瑰紫、海棠紅、茄皮紫、雞血紅、葡萄紫、朱砂紅、胭脂紅、火焰紅、梅子青、鸚哥綠等10余種，加之天青、月白、天藍、米黃等基色，各種色彩融乳交織，紅里透著紫、紫里藏著青、青中寓著白、白中泛著紅，色彩紛呈，相映成輝。
鈞窯玫瑰紫釉菱花式花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鈞窯的釉色，有綠中微顯藍色光彩的，也有呈紫紅色彩的；有藍呈月白，或是蔚藍一色；紫呈玫瑰般紫紅，或像晚霞一片；更有的是斑斑點點，青藍與紫紅相間，此種錯綜復雜的色彩，極盡絢麗璨爛之致。更難能可貴的是，鈞窯的窯變釉色，具有不可控性、唯一性和不可復制性，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幾乎不可能燒制出兩個一樣窯變釉的鈞瓷來。所以用“入窯一色，出窯萬彩”、“鈞瓷無對，窯變無雙”、“千鈞萬變，意境無窮”等佳句來形容鈞瓷窯變色彩紛繁復雜和神奇微妙就恰如其分了。
1974年河南省禹州市老虎洞窯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其中“ 玫瑰紫” 、“ 海棠紅” 等紫紅色的窯變釉色，最具有特殊的美感和藝術趣味，成了鈞窯標志性的釉色——“ 鈞釉” 。鈞釉的燒成，除了窯工們發(fā)現(xiàn)和熟練利用各種氧化金屬作為釉的呈色劑、使釉呈現(xiàn)出各種色彩之外，要達到“ 玫瑰紫” 、“ 海棠紅” 等窯變釉的裝飾效果，窯爐的結構和燒窯技術也是相當關鍵的。由于窯內火候的高低不同，釉中所含氧化金屬還原的程度都會不同，這些都會直接影響到釉的呈色?！扳x釉”的燒制成功，說明窯工們已經熟練掌握了窯變的規(guī)律，達到了燒造自如的程度。所以，鈞窯的窯爐結構和燒窯技術也是中國陶瓷發(fā)展史上的杰出成就。
鈞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上的色釉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鈞瓷雖然都屬于青瓷，但施釉方式同傳統(tǒng)青釉有很大的不同，層數(shù)多且釉層結構要復雜得多。工匠根據(jù)不同彩色的需要，配出不同的釉料，采用分層多次掛釉工藝，有的多達四、五層。以四層為例吧，從靠近胎體算起，第一、二層與一般無青釉結構一樣，天藍釉上的上部界面出現(xiàn)起伏很大的波浪形，有許多氣泡；第三層是不連續(xù)交錯的紫紅層。第四層，即表面層，則是整齊均勻的銅氧化層，即淡藍色層。
1974年河南省禹州市老虎洞窯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這樣的釉層結構，對各種光波有選擇性的吸收和有選擇色的反射，使釉層含蘊光瑩，猶如寶石。釉層里的氣泡對光線的攪動作用，使釉中的流紋變幻無窮，呈現(xiàn)出不可思議的獨特美感。
2005年7月北京市西城區(qū)皇城根毛家灣1號院出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燒成的器胎呈灰褐色，器身有時有蟠曲蜿蜒、若隱若現(xiàn)的小條紋——即“蚯蚓走泥紋”。這本是瓷器燒制上的一種缺陷，但后來已成為一般鑒定鈞瓷所重視的一種依據(jù)。當然，不是所有的鈞瓷器上都有這種小條紋，但收藏界多把有這種紋路當作既保真又美觀漂亮的標志。
鈞窯玫瑰紫釉長方花盆上的“蚯蚓走泥紋”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所謂“蚯蚓走泥紋”，是因瓷胎在低溫素燒再上釉后，促成裂紋和縮釉，當高溫時，粘度較低的釉流入空隙填補了裂紋，再施上表層釉后，紋痕與瓷體更加自然協(xié)調，如同泥田里蚯蚓走過留下的痕跡。用“蚯蚓走泥紋”的比喻很形象，其實是多次上釉后的產物。
鈞窯玫瑰紫鼓釘三足洗上的“蚯蚓走泥紋”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陳設類鈞窯器的成形也很具特色，從造型到裝飾都類似于商、周、秦、漢的青銅器、玉器，樸實敦厚，簡潔清新。常見的鈞窯器有花盆和盆奩，多為方形、長方形、六方形、八方形、橢圓形、菱形以及各種花瓣形等。這種“ 多角” 形器，制作難度大，精密程度要求高，在規(guī)格要求上極具嚴格，這是其它圓形器物所不及的。
鈞窯玫瑰紫釉長方花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鈞窯天藍釉六方花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鈞窯月白釉長方花盆托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鈞窯窯址分布
鈞窯窯址自從明代中后期衰敗而銷聲匿跡。進入20世紀，世人開始尋找鈞窯窯址，最早調查窯址的是日本人原田玄訥，1930年代即到河南臨汝、禹州進入實地調查，1937年尾嶼洵盛根據(jù)原田玄訥實地調查汝、鈞窯址的材料及大量中、英、日文資料，認為汝、鈞為同一類，南宋（金）時汝窯衰落，鈞窯日漸興盛。1950年北京故宮博物院陶瓷專家陳萬里先生曾對臨汝縣、寶豐、魯山、禹州的古窯址地區(qū)做過調查之后，回去撰寫了一系列考察文章。其中在《禹州之行》一文中，陳萬里先生明確指出，鈞窯的燒制地點，一般都說在河南禹州的神垕鎮(zhèn)，但是經過調查，證實鈞窯碎片的所在，是在離神垕鎮(zhèn)約5 公里的野豬溝，此處距離宋代燒制汝瓷的東鄉(xiāng)大峪店只有35公里，因此認定鈞瓷與汝瓷是有密切關系的。當然，陳先生這次僅僅實地調查，并沒有實質性窯址挖掘。
禹州鈞窯遺址分布圖
1960年代，古陶瓷專家、學者，對鈞窯遺址曾進行過數(shù)次調查，但都未得到與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傳世宋鈞”相一致的標本。如1964年3月，故宮博物院葉喆民在《河南省禹縣古窯址調查記略》中記述他在神垕鎮(zhèn)劉家門、劉家溝、苗家門、張莊、龍盔地等窯址發(fā)現(xiàn)的早期鈞瓷殘片，“但大都為盤、碗之類，而傳世的許多號稱宋鈞，特別是刻有數(shù)碼的盆、奩等殘片，迄無所獲。”
鈞臺窯遺址保護范圍示意圖
因不滿足于專家、學者寥寥無幾的考察“成果”，1964年8月，河南禹縣縣委、縣政府抽調干部，組成“鈞瓷史考察組”,成員是焦俊昌、王熙兆、謝相林、田松山。調查組經過不到半年的工作，共發(fā)現(xiàn)古鈞窯遺址110處，收集到一批具有“重要價值”的瓷片、窯具標本，寫出了《鈞窯遺址考察筆錄》，并首次推出“鈞臺窯”的名稱及概念，為研究鈞瓷發(fā)展史和中國陶瓷發(fā)展史，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史料”，可以說“成果巨大”。后因“四清”運動開始，繼而又是“文化大革命”，沒有來得及進行全面挖掘，一直拖了10年之久，十分遺憾。
1974年鈞臺窯發(fā)掘出土底刻數(shù)目字“一”至“十”鈞瓷標本
1974—197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禹縣八卦洞、鈞臺等古瓷窯址進行了局部發(fā)掘，發(fā)掘面積700多平方米，清理出窯爐、作坊、灰坑等遺跡，出土了大量窯具、瓷器及瓷片標本一千余件。器形有各式花盆、盆托、洗、爐、缽等器物；釉色有天藍、月白、紫紅等多種色調。盆、托及尊等宮廷使用器物的底部均刻一個由一到十的數(shù)目字。發(fā)現(xiàn)的瓷片數(shù)量最多的為鈞瓷，其次還有汝瓷、影青瓷、天目瓷和扒村窯類型的白地黑花瓷。出土的標本中，有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傳世宋鈞”相一致的標本，有底刻與定窯、汝窯銘文相同的“奉華”字樣的器皿。竟然還有，在該窯址發(fā)現(xiàn)有用鈞瓷制作的“宣和元寶”錢模，其上還滴有一點鈞釉，經化驗與鈞瓷產品的釉完全相同。
1974年在鈞臺窯址區(qū)發(fā)現(xiàn)的用鈞瓷泥制作的錢模（正面和背面）
1974—1975年的鈞窯發(fā)掘也存在不少瑕疵，一是因配合施工進行勘探性局部挖掘，范圍不廣；二是時間倉促、發(fā)掘不精細；三是對出土標本的比對研究不深入；四是斷代結論倉促，在證據(jù)不充分的情況下，僅因“北宋宣和錢模”和幾片刻有“奉華”的瓷片而將八卦洞、鈞臺窯址斷代為“北宋”。這些瑕疵讓導致此次發(fā)掘的結論難以服眾，爭論也由此開始，至今不斷。我將在后面細說。
隨后，1982年、1985年、1988年分別對神垕鎮(zhèn)鈞窯遺址進行了復查、核查發(fā)掘，均有不同程度的收獲。此后，對鈞窯窯址的尋找、發(fā)掘斷斷續(xù)續(xù)地進行，比較有代表性的兩次挖掘有2001年和2011年。
2001年，為了弄清鈞瓷創(chuàng)燒的時間和探討鈞窯發(fā)生、發(fā)展、繁榮、衰亡的進程以及工藝發(fā)展的歷史，解決學術界的有關爭端和課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秦大樹教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趙文軍館員組織發(fā)掘組，對神垕鎮(zhèn)劉家門東、西區(qū)窯址，河北地窯址和下白峪窯址等四處窯址，進行了歷時三個月的主動考古發(fā)掘。發(fā)掘面積650平方米，清理了窯爐遺跡8座、石砌澄泥池3座、灶1座以及窯前工作場所5處。出土了大批的瓷器和窯具殘片，總數(shù)約數(shù)十萬片，其中可復原器物數(shù)千件。在發(fā)掘結束后還對神垕鎮(zhèn)西南部沿白峪河分布的5處古窯址進行了田野考古調查。這次考古發(fā)掘，證明了陳萬里先生的判斷是準確的，那就是：神垕鎮(zhèn)鈞窯始燒于北宋末年、盛燒于金、元，與汝窯存在一定的傳承關系。這次發(fā)掘不僅取得了重要成果，而且考古規(guī)范、細致，判斷慎重、嚴謹，結果令人信服。
2011年，秦大樹教授再次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成考古隊，對禹州市鳩山鎮(zhèn)閔莊鈞窯窯址進行了科學發(fā)掘，中央電視臺還進行了連續(xù)的跟蹤報道。
上述視頻，報道了考古隊對窯爐群的發(fā)掘。
上述視頻，報道了考古隊對鈞窯器具如匣缽的發(fā)掘，并證明此處鈞窯僅生產日用瓷器。
上述視頻，報道了考古隊對鈞窯遺址發(fā)掘過程中的一些特殊發(fā)現(xiàn)，如陶瓷作坊廢墟中有突發(fā)性死亡的制作工人遺骸，證明此處遺址遭遇突發(fā)性災難而被損毀。這種損毀一般只有地震、戰(zhàn)爭等突發(fā)性原因才能造成。秦大樹教授聯(lián)想到，此處正處于決定金國滅亡的蒙金三峰山戰(zhàn)役主戰(zhàn)場附近，莫不是戰(zhàn)爭原因造成？
從公元1212年開始，成吉思汗率領窩闊臺、木華黎、托雷等部，聯(lián)合南宋，開始了長達20多年的征金戰(zhàn)爭，這個過程大家可以從電視劇《射雕英雄傳》中了解一個大概。其中窩闊臺部采取長驅直入南部迂回策略，于公元1232年（此時窩闊臺已經繼承了汗位），在三峰山地區(qū)與金國進行了一場史上極其慘烈的三峰山之戰(zhàn)，金國被打敗，至此一蹶不振，于公元1234年被蒙元消滅?！四伺栽挕?/P>
至此，鈞窯窯址分布和傳播已逐漸清晰起來。早期的鈞窯窯址大多以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鎮(zhèn)大劉山下的白峪河岸邊，從西部山區(qū)起依山傍水密集而建，較早如劉莊（劉家門）、上白峪、下白峪、于溝、張莊、苗家門、茶葉溝、槐樹灣、里杜溝、紅石橋、王家門、長春觀等處，隨后有八卦洞、鈞臺窯、西寺、霍洞、鄧禹寨、溫家門、趙家洼、五洞口、五龍泉、花石、王橋、大澗、王家門、閔莊、吳莊、黃莊、神林店、接官亭、石峪、華溝、石圪節(jié)、鐵爐溝、扒村、桃園、郭寨、方山、磨街、西柳樹、鴻暢村等處，此后向四面八方傳播，迄今為止禹州共發(fā)現(xiàn)鈞窯遺址150多處。其中在禹州市城北門內的鈞臺與八卦洞附近發(fā)現(xiàn)的鈞瓷窯址，無論從燒造規(guī)模還是產品質量都是最優(yōu)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燒造水平的影響，到了元代之后，鈞窯以河南禹州鈞窯為中心，向鄰近的四周繼續(xù)擴散，河南省內的郟縣、寶豐、魯山、內鄉(xiāng)、汝州、登封、新安、安陽、鶴壁、修武、林州、淇縣、?？h、焦作、許昌、新密、衛(wèi)輝等地，河北省的磁縣、邯鄲、隆化和山西的交城、臨汾、長治、懷仁、介休、渾源，內蒙古的呼和浩特、包頭及浙江省金華，都爭相仿制，其中，以豫西新安縣發(fā)現(xiàn)遺址最多，超過了100處，其余各地少則一二處，多則七八處，出土器皿均以各種碗、盤、洗、碟為主，瓶罐等器皿僅占很少比例。至此，龐大的鈞窯系形成。再后來，江西吉州窯燒出了光彩奪目的窯變釉，景德鎮(zhèn)也生產出了高質量的紅釉瓷器，明清時期注重的寶石紅、霽紅、郎窯紅、美人醉等瓷器品種，都是在鈞瓷工藝的啟迪下發(fā)展起來的。宜興的宜鈞，廣窯的廣鈞，景德鎮(zhèn)的爐鈞釉，均可以認為是鈞瓷工藝的延續(xù)和擴展。所以說，鈞窯系形成時間比耀州窯、定窯、磁州系晚，而延續(xù)時間卻比耀州窯、定窯長。
關于鈞窯的諸多問題
問題之一，鈞窯的名稱從何而來？
答案是鈞窯的名稱因地名鈞州而來。按照古代的慣例，除非特殊的如官窯之外，一般都以所在地區(qū)的地名來命名窯口的名稱。比如，邢州地區(qū)的邢窯，汝州地區(qū)的汝窯，古越州大地的越窯，定州地區(qū)的定窯（定州之曲陽縣）等等。
《<金史>卷二十五、志第六、地理中》記載了陽翟縣改為鈞州的過程
鈞窯所在地現(xiàn)在叫禹州市，在北宋時期及之前叫陽翟縣，公元1127年“靖康之難”北宋被金國滅亡之后，陽翟縣收歸金國所有。據(jù)《<金史>卷二十五、志第六、地理中》記載，金國先將陽翟縣升為潁順軍后，于金大定二十四年（也就是南宋淳熙十一年，即公元1184年）改為鈞州。為什么要叫鈞州呢？
《<水經注>卷二十二》中記載了“鈞臺陂”的來歷
河南陽翟縣在歷史上非常有名，曾經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王朝——由大禹建立的夏朝的都城。據(jù)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卷二十二》記載，因《左傳》中說夏朝帝王啟的“鈞臺之享”的鈞臺就在河南陽翟縣的鈞臺陂。
《春秋左傳 昭公四年》記載夏啟有鈞臺之享
“鈞臺之享”是中華民族遠古歷史上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事件，傳說中我國遠古時代的原始社會有三皇五帝，三皇指伏羲、神農、黃帝，五帝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其實他們就是遠古時代的部落酋長，那時的帝制是禪讓制，公認誰最賢能就讓誰來當皇帝，當皇帝是個苦差事，要為天下蒼生鞠躬盡瘁。三皇五帝的舜，選賢任能，將帝位讓給了威望更高的大禹，以便讓大禹繼續(xù)自己未完的治水大業(yè)，而不是讓位給自己的兒子。結果大禹不負眾望，勵精圖治，“三過家門而不入”，終于將水患治理好，并建立了夏朝，也就是華夏文明之“夏”。大禹想把帝位禪讓給舜的兒子，天下不從。大禹死前將帝位禪讓給伯益——就是協(xié)助大禹治水有功、《山海經》的原始作者伯益，而大禹的兒子啟深得大多天下百姓的擁戴，他剿殺了伯益并剿滅了不服的扈氏后，繼承了帝位。夏朝啟帝即位后，想方設法證明皇帝的兒子都應該是天下最賢能的，理所當然應該繼承帝位，而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在鈞臺陂設臺盟昭告天下，把帝位由禪讓制改稱了繼承制，開啟了我國歷史上的“家天下”局面，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朝代，標志著中華民族進入了奴隸社會。據(jù)《春秋左傳 昭公四年》記載，夏啟設鈞臺的地方就是河南陽翟縣的鈞臺陂附近，歷史上也把夏啟即位叫“鈞臺之享”（《春秋左傳注疏》 (周)左丘明_卷四十二）?！擞峙栽挕＝饑诠?184年將陽翟縣改名為鈞州，皆因“鈞臺陂”這一古跡。
陽翟城南鈞臺、鈞臺陂位置示意圖
按照中國古窯命名一般習慣，鈞窯如果確屬于北宋名窯，則應該叫“陽翟窯”才對，而既然叫了“鈞窯”，說明此窯是在陽翟改名為鈞州之后才開始命名的。因此，從名稱來看，鈞窯不屬于北宋窯口。有人可能會說，會不會因為“鈞臺”而命名“鈞窯”呢？可笑的是，還確實有一些“磚家”真持有這種奇葩觀點。但這是不可能的，前面說過，鈞窯是一個龐大的窯系，分布很廣，離鈞臺遺址比較近的確實有八卦洞等窯址，但不會因為一個歷史遺址而給一個龐大的窯系來命名的，事實上歷史文獻也鮮有“鈞臺窯”這個說法。
問題之二，為什么有鈞窯、鈞州窯、均窯、均州窯這么名字，它們是一回事嗎？
答案是一回事兒，都指的是鈞窯?！?lt;明史>卷四十二 志第十八 地理三》中“河南陜西”條記載：“禹州，元曰鈞州。洪武初，以州治陽翟縣省入。萬歷三年四月避諱改曰禹州。”因鈞州的鈞字與萬歷皇帝朱翊鈞的鈞字相同，必須避諱，在萬歷三年即公元1575年，將鈞州改名為禹州，取大禹之名。而瓷窯又一個歷史沿革，對一個已經存在并有一定名望的窯口很難改稱禹窯，所以在此之后的文獻中，都將“鈞”字寫成同音字“均”。然而，明末、清朝和現(xiàn)代，在一些文獻中還用“均”字代替“鈞”，就太不應該了。
《<明史> 卷四十二 志第十八 地理三》中記載明萬歷三年因避諱鈞字改為禹州
與“均州”同名的地方還有一個——湖北省丹江口市。丹江口市在隋開皇五年（即公元585年）由“豐州”改為“均州”，民國初年改稱“均縣”，1983年8月經國務院批準，撤銷均縣，改設丹江口市。因這個均州并不產瓷器，故不會與均窯、均州窯相混。
問題之三，在南宋、金、元、明朝，鈞窯一直很有名嗎？
答案是否定的。鈞窯不但在宋金時毫無名氣，元朝時也是默默無聞，到明代晚期才開始有所記載，一開始貶損多于褒獎，直到明朝末期才開始逐漸聞名于世。
《武林舊事》南宋 周密著
我在《中國瓷器的巔峰——汝窯》中講過，記載南宋都城臨安（杭州）城市風貌的著作《武林舊事》中，提到了汝窯、定窯、南宋官窯等瓷器，沒有提到鈞窯。元代沒有發(fā)現(xiàn)關于鈞窯的文字記載。
《新增格古要論》關于古窯器的目錄有16個，沒有鈞窯
由元末明初的大玩家曹昭撰的、被收藏界奉為“圣經”的《格古要論》（成書于公元1388年）中，列舉了柴窯、汝窯、官窯、董窯、哥窯、象窯、高麗窯、大食窯、古定窯、古磁窯、古建窯、霍器、古無器皿等13種受追捧的古窯器，沒有鈞窯（陽翟窯）。71年后，王佐于公元1459年在曹昭的基礎上增訂出《新格古要論》，在原來13種古瓷器的基礎上，增加了吉州窯、古龍泉窯、古饒器（即景德鎮(zhèn)瓷器），一共16種世人追捧的瓷器，還是沒有鈞窯器。據(jù)認真查詢，記載鈞窯的文獻一直到明朝晚期才開始出現(xiàn)并增多。
《<宣德鼎彝譜>卷一》中關于鈞窯的記載
《宣德鼎彝譜》是關于鈞窯最早的文獻記載，宣德皇帝認為郊廟彝鼎不合古式，命工部尚書吳中仿照宋《宣和博古圖錄》、考古各書籍及內府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窯的樣式進行重新鑄造的前后過程，其卷一中說“悉倣宣和博古圖錄及考古諸書并內庫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窯器皿，款式典雅者，寫圖進呈揀選...其柴、汝、官、哥、均、定中亦選得二十九種”。該書是研究文物的人經常引用的一本書，按照署名，是呂震等人于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奉敕編撰，按時間順序，應為最早的記載有鈞窯的文獻記錄。更為驚奇的是，這本書里把柴、汝、官、哥、均、定六窯并列一起，作為明宣德仿造的樣式，后人以此為據(jù)，武斷地認為鈞窯是宋代名窯，這六大名窯中，柴窯屬五代時期名窯，所以《宣德鼎彝譜》成了“鈞窯為宋代五大名窯”這一說法的最初源頭和鐵板依據(jù)，并不斷被引用。但是，《宣德鼎彝譜》被后人證明為偽書，理由有二：一是主撰呂震于宣德元年就已經去世，不可能在宣德三年來主持編書；二是書中所附項子京的《宣爐博論》，是明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的書，1626年才有的書名怎么會出現(xiàn)在1428年的書中呢？更何況，《宣爐博論》也是偽書，《宣爐博論》篇尾注有：“皇明天啟丙寅春三月檇李項子京書”的文字，明天啟丙寅年就是公元1626年，而項子京（元汴）于公元1590年就去世，怎么可能又于去世36年后來寫《宣爐博論》？古人的偽造早已引起后人懷疑，邵銳（1905—？年）在1920年左右、法國人伯希和（1878—1945年）在1936年、英國學者柯玫瑰在1990年就曾陸續(xù)撰文指出《宣德鼎彝譜》是偽書，其作者系偽托呂震，可能在17世紀即公元1600年之后編撰。由此可見，該書有關“悉倣宣和博古圖錄及考古諸書并內庫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窯器皿，款式典雅者，寫圖進呈揀選…”的記載，離宣德皇帝在位已200余年，說法極不可靠，不足為據(jù)。即使事情確有其事，文中也只是說將庫中這些典雅的瓷器拿來做樣式而已，并沒有明確說鈞窯就是宋代名窯。
《<明會典>卷一百五十七 工部十一“陶器”》中關于鈞州窯的記載
如果不算《宣德鼎彝譜》，那么成書于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3年）的《明會典》就是關于鈞州窯的最早記載?！睹鲿洹肥敲鞔徊恳孕姓閮热莸姆ǖ?，于弘治十五年書成，也稱《大明會典》，共180卷。其中卷一百五十七，工部十一“陶器”條之“事例”曰：“河南彰德府，每年造瓶、壇、缸共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四件。鈞州每年造瓶、壇、缸共一萬七千二百八十三件……俱送光祿寺供用。這說明此時鈞州窯產量很大。
而成書于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5年）的《宋氏家規(guī)部》，在其卷四的“窯類”中，列出了柴窯、汝窯、官窯、董窯、哥窯、定窯、玉窯、彭窯、龍泉窯、吉州窯、樞府要、象窯、霍器之后，列出了鈞窯，排名在高麗窯、建窯、乾提之前?？梢娾x窯雖產量不小但名聲并不在特別顯赫之列。
《<遵生八箋>卷十四之“論諸品窯器”》中關于均州窯的敘述
明代高濂所撰、在萬歷十九年（公元1591年）成書的《遵生八箋》中，對鈞窯有專門的敘述，見上圖。高濂在卷十四之（“燕閑清賞箋上”）“清賞諸論” 的“論諸品窯器”里寫道：“均州窯有硃砂紅、蔥翠青俗稱鶯哥綠、茄皮紫紅若胭脂、青若蔥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純無少變露者為上品。底有一、二數(shù)目字號為記。豬肝色、火里紅，青綠錯雜若垂涎色，皆上三色之燒不足者，非別有此色樣。俗即取作鼻涕涎、豬肝等名，是可笑耳！此窯惟種蒲盆底佳甚。其他如坐墩、爐、瓶、方盒、罐子，俱以黃沙泥為坯，故氣質粗厚不佳。雜物，人多不尚。近年新燒此窯，皆以宜興沙土為骨，泑水微似，但不耐用，俱無足取?！痹撚涊d清楚地說明，鈞窯的名聲遠排前面條款的柴窯、汝窯、定窯、官窯、哥窯之后，還排在龍泉窯、章窯、古磁窯、大食窯、吉州窯、建窯之后。還說鈞窯產品除了硃砂紅、蔥翠青、茄皮紫之外，其他東西都俗不可耐，大家都不喜歡，而且最近新燒制的東西還不結實，沒有一點可取之處！
《<遵生八牋>卷十五之“水中丞”》關于鈞窯新燒制的水中丞的看法
高濂在《遵生八箋》卷十五之（“燕閑清賞箋中”）“論文房器具” 的“水中丞”里還寫道：“近有均州窯新燒制的水中丞，全是模仿上述各式燒制，可惜并不好用”。這段文字透露兩個信息，一是此時的鈞窯正在燒制水中丞（文房中盛水的小缽），而水中丞的式樣都是仿造龍泉窯、宣銅的式樣做的，可惜不好用（不受待見、不被大家喜歡）。
《<事物紺珠>卷二十二“器具”》中關于鈞窯的描述
明代黃一正所撰、在萬歷十九年（公元1591年）成書的《事物紺珠》卷二十二“器具”中，把鈞窯歸類于“古窯器”類，并說鈞窯器大、有各種顏色、光彩太露，似乎不合作者的審美觀。
明代張應文所撰、在萬歷年間（應在公元1591年——1595年之間）成書的《清秘藏》中，在簡單介紹柴窯、汝窯、官窯、哥窯、定窯之后，對鈞窯有較為詳細的敘述，見上圖。他說鈞窯紅若胭脂為最好，青若蔥青、紫若墨色次之，顏色純正底刻有數(shù)字號碼“一”、“二”的也是好的，其他雜色的都不好。排在鈞窯之下的就是龍泉窯...。為什么判斷《清秘藏》應該在公元1591年——1595年之間在萬歷年間成書？理由是《清秘藏》是張應文所撰、由其兒子張謙德潤色的，可判斷撰文時張應文已經年老體弱了，屬于晚年所作，書中的很多說法是抄襲高濂在公元1591年成書的《遵生八箋》。而張應文于公元1595年去世，其子張謙德于公元1595年出版了《瓶花譜》。
《瓶花譜》中關于鈞窯的記載
明代張謙德所撰、在萬歷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成書的《瓶花譜》中記載：“古無磁瓶，皆以銅為之。至唐始尚窯器，厥后有柴、汝、官、哥、定、龍泉、均州、章生、烏泥、宣、成等窯，而品類多矣！尚古莫如銅器，窯則柴、汝最貴，而世絕無之。官、哥、宣、定為當今第一珍品，而龍泉、均州、章生、烏泥、成化等瓶亦以次見重矣！”明確說出了鈞窯的瓶屬于三流的，大多都質量比較差。張謙德是張應文的兒子，他在其父親《清秘藏》的基礎上，對鈞窯的品質、名聲排行，做了進一步的明確。
明代董其昌在《筠軒清閟錄》卷六“論窯器”中對鈞窯的記載
明代禮部尚書、大畫家、大書法家董其昌（公元1555-1636年）在《筠軒清閟錄》卷六“論窯器”中有一段對鈞窯的描述，內容抄自前人之書。這段文字還有一個疑似錯字，“不”應為“下”？因內容抄襲、文字排版亂、四庫全書并未收錄其中，有人推測《筠軒清閟錄》是后人假冒董其昌大名而撰的偽書。
《長物志》卷七之器具“海論銅玉雕刻窯器”中說到鈞窯
明代文震亨所撰、在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成書的《長物志》中有關于鈞窯的記載，但內容亦為一字不漏抄襲前書。這年正是李自成、張獻忠攻破河南的那一年。文震亨公元1585年生人、1645年去世，活了60歲。從明朝末期這些文獻來看，這時期的文人治學不嚴謹，抄襲成風，東拼西湊，不加考證就原封引用?？梢娒髂┲里L日下！如明代谷泰于天啟年間（公元1621-1627年）編撰的《博物要覽》，其關于鈞窯的論述，完完全全照搬照抄高濂在《遵生八箋》卷十四“論諸品窯器”中關于鈞窯的論述！
《通雅》卷三十三中說到鈞窯與汝窯同類
《通雅》、《物理小識》都是明末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方以智所撰。方以智平生博覽群書，“學惟古訓，博乃能約?！薄锻ㄑ拧肥撬饺兆x書考釋字詞音義積累纂集而成的， 因為他相信在博學的基礎上可以“觀古今之通”，所以命名《通雅》。方以智在明崇禎四年（即公元1631年）就開始收集撰寫《通雅》、《物理小識》的材料，《通雅》為主著書、《物理小識》附后，至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編成初稿。次年，李自成農民軍攻陷北京，方以智匆忙逃離，在其后的顛沛流離生活之中，他仍然不忘搜集材料，予以補充?！锻ㄑ拧方涍^不斷補充、修改，直到清朝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才正式刊印。《物理小識》也在方以智的次子方中通和學生揭暄等加注重編后，得以單獨成書。《通雅》、《物理小識》是明末少有的有獨立思想的著作，后來得到清朝的青睞，抑或是乾隆皇帝鈞汝不分的根源？隨便再提一句，方以智還是一位很有骨氣的明朝官員，在明朝滅亡之后削發(fā)為僧，取法名弘智，字無可，于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去世，享年也是60歲。
《物理小識》卷八之窯器本末中亦說到鈞窯與汝窯同類
由以上分析可知，“鈞（均）窯”、“鈞（均）州窯”這一概念的形成，不在北宋、不在金國（南宋）也不在元朝，甚至不在明朝中期之前，而在于明代后期，并且聲望逐漸提高，雖然與柴、汝、官、哥、定等名窯不在同一個檔次，但當時文人已開始將其與柴、汝、官、哥、定等名窯并提，一些特殊品種被列為具有高雅特性的鑒賞品之列。
問題之四，鈞窯在何時名聲顯赫的？
答案是在清朝。到了清朝，記載鈞窯的文獻就越來越多，對鈞窯的評價也越來越高，有的直接把鈞窯錯誤地捧為“宋代五大名窯”，皇親國戚開始收藏并作為珍貴的禮物送給皇上作為壽禮，紫禁城開始收藏鈞窯，雍正、乾隆均動用御窯來仿制鈞窯。鈞窯此時事實上已經躋身“宋代五大名窯”序列，名聲顯赫。
《人海記》中記載皇帝喜歡鈞窯的故事
清代詩人查慎行（1651—1728年）所著的《人海記》下卷里，有一條“磁瓶二百金”中記載了皇帝喜歡鈞窯的故事：“大內牡丹盛開，神廟思以磁瓶貯之。偶江陰民有一均州瓶，高數(shù)尺許，欲得十金，或笑之。忽內臣覓進，上喜，問價幾何？奏曰：二百金。上諭：先給百金，如未有肯，再給五十金。”查慎行是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進士，治學相對清朝一般文人還是要嚴謹一些，他在《人海記》中記載皇帝不惜重金購買鈞窯瓷瓶，應該不會空穴來風。
《康熙萬壽盛典圖》節(jié)選
鈞窯瓷器特別是陳設類瓷器，深受清代皇帝的喜愛，成為紫禁城珍貴收藏品和禮品就理所當然了?？滴跷迨辏ü?713年）陰歷三月十八日，康熙皇帝過六十大壽，舉辦盛大慶典，皇親國戚、朝廷重臣均來賀壽。由王原祁主編的《萬壽盛典初集》記載了當時的盛況，并詳細記錄前來賀壽的人送的禮單，其中不少人送了鈞窯瓷器。這充分說明此時朝廷對鈞窯的青睞程度。請看：
八貝勒（就是和雍正死磕的八賢王胤禩）敬獻鈞窯萬年青筆洗
皇十三子（即后來成為雍正左膀右臂的胤祥）敬獻鈞窯蓮花瓶
皇十六子（胤祿）敬獻鈞窯蟠桃壺
皇十七子（胤禮，即果郡王，深得雍正信任）敬獻鈞窯花瓶、水盛
誠親王（皇三子胤祉）敬獻鈞窯萬年喜慶花尊
大理寺眾大臣敬獻鈞窯元壽花尊
監(jiān)造大臣張常住敬獻鈞窯盆奩一副
如果說明代文獻，對鈞窯有褒有貶有爭論，到了清朝就不同了。清朝不加考證，完全把鈞窯當成宋代名窯。清初孫承澤（1592—1677年）撰《<硯山齋雜記>卷四之“窯器”》中寫道：“窯器所傳柴、禹、官、哥、鈞、定，可勿論矣！在勝朝則有永、宣、成、弘、正、嘉、隆、萬官窯。其品之高下，首成窯、次宣、次永、次嘉，其正、弘、隆、萬間亦有佳者……?！彼耆^承了明代偽書《宣德鼎彝譜》中的說法。
《<硯山齋雜記>卷四之“窯器”》中已經把柴、禹、官、哥、鈞、定想提并論
一生跟隨康熙皇帝左右、深受康熙皇帝信賴的文人、翰林高士奇有一首《酬倉林·宋均窯瓶歌》：古來窯器崇樸質，瓦甖土缶無奇特。越窯傳自李唐開，青瓷共寶柴皇式。雅具偏從趙宋多，錦邊芒定嫌芒刺，敕使新窯建汝州，熊熊瑪瑙流光澤。渡江邵局襲故京，澄泥范土何輕明。燒成惟鮮至尊用，鄭重特以官窯名。處州二章巧更過，生一新興百圾破。一器爭酬數(shù)十緡，阿弟龍泉名并播。近來纖美說宣成，麗彩寒芒照四坐。寶碗雞缸盤積紅，市中論價稱奇貨。僧寮偶見雙耳瓶，黛色濃淡光泠泠。異哉均州舊時造，幾經兵燹猶完形。蒼公為言出內府，亂離遺棄等塵土。當今所寶惟蒸民，焚裘裂錦輕圖譜。不爾搜求焉得存，此物早同簋簠尊。禪家本意絕貪愛，贈君持去娛朝昏。雨過秋天白露時，小齋瑟瑟涼風吹。題詩燈前記佳話，紙窗木榻生陸離。京師地鹵堅花木，花開花謝空寒燠。得此大足消清愁，殷勤滿插東籬菊?！彼参醇涌甲C地把鈞窯瓷器說成是北宋宣和內府器了。
《南窯筆記》關于鈞窯的記載
約成書于清代雍正、乾隆年間的無名氏撰手抄本《南窯筆記》中記載：“均窯，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奩、水底、花盆器皿。顏色大紅、玫瑰紫、驢肝、馬肺、月白、紅霞等色......。"明確指出鈞窯的年代為北宋，還說明代有寧青窯、廣窯、宜興窯都在仿均，但仿得不好。
《<景德鎮(zhèn)陶錄>卷六“鎮(zhèn)仿古窯考”》關于鈞窯的記載
成書于清代嘉慶年間藍浦撰《<景德鎮(zhèn)陶錄>卷六“鎮(zhèn)仿古窯考”》曰：“均窯，亦宋初所燒，出鈞臺。鈞臺，宋亦稱鈞州，即今河南之禹州也……”竟然明確把鈞窯始燒年代提前到了北宋初年！請看清代人仿鈞窯的熱度，就知道鈞窯在清朝大受追捧的程度了。
雍正指導景德鎮(zhèn)仿鈞釉菱花式三足花盆托 清雍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雍正指導景德鎮(zhèn)仿窯變釉弦紋扁肚瓶 清雍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指導景德鎮(zhèn)仿鈞釉直口瓶 清乾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指導景德鎮(zhèn)仿鈞釉雙耳三足爐 清乾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宜興窯仿鈞釉鼓釘三足花盆托 清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廣東石灣窯仿鈞釉鼓釘三足花盆托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仿鈞窯變釉石榴尊 清道光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宣統(tǒng)款仿鈞窯變釉杏圓瓶 清宣統(tǒng)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問題之五，鈞窯真的能確定是北宋名窯嗎？
答案是不能。前面已經說的很清楚，鈞窯從命名到明代文獻記載，都無法明確支持鈞窯屬于北宋名窯。清代朝廷由于特殊原因（如民族習慣等，后面會有討論）對鈞窯青睞有加，除前面列舉的文獻外，還有清末寂園叟撰的《陶雅》，這些清代文人未加考證就沿襲鈞窯屬于北宋名窯的說法，從而誤導了后世。晚清和民國時期更是深信不疑地沿襲引用，如民國初年許之衡編撰的《飲流齋說瓷》、1935年郭葆昌（1879—1942年）編撰的《瓷器概說》、1936年吳仁敬、辛安潮編撰的《中國陶瓷史》，都極不嚴謹?shù)馗接光x窯始燒于北宋的說法，還道聽途說把禹州說成“宋時稱均州”，錯誤百出。甚至新中國成立之后，一些文物界大家、前輩在考證還不充分、證據(jù)鏈還不嚴謹?shù)臈l件下，受一些地方利益推動，做出了“鈞窯是北宋名窯”的論斷。但是，進入20世紀，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不斷有人向“鈞窯是北宋名窯”提出挑戰(zhàn)。當然，還有一些業(yè)界人士，出于對前輩的所有尊重而放棄了原則與治學精神，即使明知論斷有誤，依然附和或保持沉默。
鈞窯玫瑰紫釉葵花式三足花盆托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新中國成立后，在陳萬里等人的推動下，鈞窯研究也由“書本研究”進入田野調查和考古發(fā)掘階段。1960年代終于在禹縣城北門內鈞臺、八卦洞附近發(fā)現(xiàn)了陳設類鈞窯窯址，為故宮博物院藏的傳世鈞瓷找到了老家，這是個直接證據(jù)，也是個了不起的突破。但是，在判斷這類陳設瓷的燒造年代方面，卻出現(xiàn)了武斷和不嚴謹?shù)那闆r。例如，以馮先銘、葉喆民、晉佩章、趙青云等為代表的老一輩文物工作者，在對窯址進行調查和發(fā)掘但無令人信服的過硬年代證據(jù)基礎上，依然受到明清、民國那些漏洞百出的文獻影響，秉持了鈞窯燒造于北宋的觀點；葉喆民先生曾在《文物》1964年第8期發(fā)表《河南省禹縣古窯址調查記略》一文，文中談到：“關于均窯的燒造歷史，因為過去文獻記載不詳，見解互異，所以至今依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證知均窯始燒于宋。”葉老調查嚴謹?shù)Y論牽強；同樣在該期《文物》上，馮先銘先生發(fā)表了《河南省臨汝縣宋代汝窯遺址調查》一文，也是在證據(jù)不充分的條件下斷定“神垕鎮(zhèn)均窯的始燒年代應在北宋，而不始于金?！?964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楊宗榮先生、沈從文先生甚至認為鈞瓷的年代可以由早先認為的北宋晚期上推到北宋中期；1974年在對禹縣城北門內的鈞臺窯址進行了全面鉆探和重點發(fā)掘之后，因找到了“奉華”瓷片和“北宋宣和“錢模，趙青云先生在《文物》1975年第6期發(fā)表《河南禹縣鈞臺窯址的發(fā)掘》一文指出：“從這次發(fā)掘材料來看，鈞瓷創(chuàng)燒于北宋初期......鈞瓷的興盛之日，大約是宋徽宗時期（1101—1125年）?！壁w青云先生甚至將宋徽宗時期的“花石綱”、“艮岳”與鈞窯陳設瓷聯(lián)系在一起，臆斷鈞瓷花盆及花盆托是給宋徽宗種花的；1982年中國硅酸鹽學會主編的《中國陶瓷史》，把鈞窯列入北宋“六大窯系”和“五大名窯”，這部劃時代的權威專著，“一錘定音”、幾成定論，對業(yè)界產生廣泛持久的學術影響，被此后的大量論著引用；1992年，李輝柄先生編撰的《宋代官窯瓷器》中也說“可以推斷，官鈞窯始建年代應在政和以后。”可見，一些德高望重的業(yè)界大家、學者、專家都持有鈞窯始燒于北宋的觀點。
鈞窯玫瑰紫碗
自20世紀初以來，不斷有人對鈞窯的始燒年代提出異議。例如，日本學者久志卓真和大谷光瑞曾于1932年撰文指出鈞窯始燒于金代；文物鑒藏家羅原覺于1936年在其著作《談瓷別錄》中認為，鈞窯是金代的產物；陳萬里先生在1956年的文章《中國青瓷史略》中，指出汝窯、鈞窯有明顯的繼承關系，汝窯于靖康之難（北宋滅亡）衰落，鈞窯隨后興起；關松房先生發(fā)表在《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2期的文章《金代瓷器和鈞窯的問題》里明確指出，鈞窯創(chuàng)燒于北宋證據(jù)不足，應該在金、元時期，并明確指出郭葆昌等人，為了追求利潤，利用一些傳說及錯誤的文獻，將鈞窯的創(chuàng)燒年代提前到了北宋；童書業(yè)、史學通先生于1958年在其著作《中國瓷器史論叢》中指出：“鈞窯瓷器......燒造時代大致在南宋到元代的一段期間?！?963年出版的輕工業(yè)廳景德鎮(zhèn)陶瓷研究所編著《中國的瓷器》中寫道：“鈞窯就是金瓷的代表。鈞窯是北宋以后繼汝窯而起的北方最有名的窯，所謂‘羊肝紫’等似多盛于北宋。鈞州之名，是始于金大定二十四年（公元1184年），窯以鈞州名，也當在金統(tǒng)治時期。據(jù)上引述，可知鈞窯是金的產物，宋不稱鈞窯?！崩钪缦壬?998年在其文章《關于鈞瓷幾個問題的探討》中指出，陳設類鈞瓷并不是什么官窯，而是民窯；1999年臺北故宮博物院余佩瑾女士在鈞瓷進行研究后，推測鈞瓷盛燒于金、元、明時期，最晚不會晚過明宣德；2005年歐陽希君先生在《論鈞窯的年代及性質》一文中認為：“日用鈞瓷創(chuàng)燒于金代，陳設類鈞瓷則晚至元末明初以至更晚的明中前期，均屬民窯性質?！?/P>
鈞窯月白釉單柄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還有，北京大學秦大樹教授在《鈞窯始燒年代考》一文中談到：“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和哈佛大學賽克勒美術館是世界上收藏陳設類鈞瓷較多的兩座美術館，筆者在檢視他們的器物記錄時看到，20世紀前半葉他們無不遵照中國學者的觀點，將這些器物定為宋代，但已不斷地有學者對其提出時代可能稍晚的異議。到20世紀60、70年代，弗利爾美術館就將所有的陳設類鈞瓷的時代從宋代改為元代，哈佛大學現(xiàn)在也將其定為元代。這一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國際上正被日益增加的學者所接受。”1997年北京大學李民舉先生撰文認為，通過對官鈞燒造于“北宋說”的幾個關鍵性證據(jù)“宣和元寶”錢范、“花石綱”、鈞臺窯址共存遺物的研究考證，認為這幾個證據(jù)無一支持“北宋說”，并通過對宋、元、明各代各類器物的排比，得出與國外學者基本一致的結論，即鈞窯陳設瓷明顯具有元及明初風格，其年代應在公元15世紀左右，跨越元、明兩個朝代；國外對鈞窯的研究受中國的影響并不大，部分學者認為鈞瓷陳設器與明代三彩器非常相似，英國人巴茲爾·格雷提出：陳設類鈞瓷可能是十五世紀或稍前期的產品；英國大維德博物館瑪格麗特·梅德利認為：陳設器鈞瓷的年代是元末明初，其理由這類器形巨大的器物與其它類胎釉有所不同，有元代工藝特點；蘇玫瑰（Rosemary E.Scott）認為陳設類鈞瓷燒制于元代明初，理由是具有元代瓷器器大、胎厚、量重的特點，而且是雙模合制等。
鈞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 明代 大英博物館藏
直到今天，所有的北宋紀年墓中，沒有出土過一件鈞瓷。事實上，一些國際知名的博物館、拍賣機構，已經紛紛將陳設類鈞瓷的燒制年代標到了明朝！這就造成了一個巨大尷尬：類似的器皿，理應燒制年代相同，可是大英博物館標注為明代，而北京故宮博物院卻標注為“北宋”！由此可見，對鈞窯燒制于北宋的爭議是很大的，在未找到令人信服的可靠證據(jù)之前，任何人、任何機構都不能妄下結論。
問題之六，1974年在窯址發(fā)現(xiàn)有“奉華”字樣器皿和北宋“宣和元寶”錢范，能說明是北宋瓷窯嗎？
答案是不能。1974—197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禹縣八卦洞、鈞臺等古瓷窯址進行了局部發(fā)掘，出土了大量窯具、瓷器及瓷片標本一千余件。出土的標本中，有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傳世宋鈞”相一致的標本，有底刻與定窯、汝窯銘文相同的“奉華”字樣的器皿。竟然還有，在該窯址發(fā)現(xiàn)有用鈞瓷制作的“宣和元寶”錢模，其上還滴有一點鈞釉，經化驗與鈞瓷產品的釉完全相同。以趙青云先生為代表的專家、學者，就以此為據(jù)作出了“陳設類鈞窯器燒制于北宋，鈞窯屬于官窯”之類的判斷，甚至把宋徽宗的“花石綱”、“艮岳”與鈞窯瓷器聯(lián)系在一起。相反，我和大多學者意見一樣，關于鈞窯的三個“北宋證據(jù)”——“奉華”、“錢?！?、“花石綱”，要么牽強附會，要么貽笑大方，根本談不上是什么證據(jù)。
后刻有“奉華”字樣的汝窯、定窯器皿、瓷片
關于“奉華”字樣的鈞窯器皿、瓷片，刻字應出自模仿者之手。我沒有找到有“奉華”字樣的鈞窯器皿瓷片圖片，上圖是幾個常見的有“奉華”字樣汝窯、定窯圖樣。上圖上左是現(xiàn)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北宋汝窯奉華紙槌瓶，高22.4、深21.9、口徑4.4、足徑8.6cm，底在南宋刻“奉華”二字，去臺灣前藏于北京故宮南庫。上圖上右是現(xiàn)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北宋汝窯奉華碟，高1.9-2.1、深1.6、口徑12.8、足徑10.1cm，底部后刻“奉華”二字，原藏地北京故宮養(yǎng)心殿。我在《中國瓷器的巔峰——汝窯》一文中講過，“奉華”是南宋德壽宮的配殿，是宋徽宗第九子、南宋開國皇帝宋高宗趙構的寵妃劉貴妃居住的地方，宋高宗退休后就住在那里養(yǎng)老。很多寫“奉華”的汝窯都是劉貴妃她本人使用的。通觀傳世汝瓷的“奉華”二字，其字體的刻法如出一人之手，同為位于浙江杭州的南宋宮廷玉工所刻，因此一般學者認為“奉華”款汝瓷是南宋皇帝趙構賞賜劉貴妃的私人用物。除汝窯之外定窯、鈞窯器底也曾發(fā)現(xiàn)刻有“奉華”二字。上圖下就是刻有“奉華”二字的定窯瓷片，字體有模仿汝窯“奉華”的痕跡。“奉華”原為朝廷宮殿私藏品，為何在民間流傳？原因只有一個，那就南宋滅亡之后，宮廷物品流落民間，在民間收藏界流傳、仿制，定窯“奉華”瓷片定出于模仿者之手，我想鈞窯“奉華”器也不例外。這樣說來，刻有“奉華”二字的鈞窯器只能產生于南宋滅亡之后的元、明時期，不可能出于南宋，更不可能出于北宋。
關于北宋“宣和元寶”錢范，一個可疑的工藝品而已，北宋朝廷鑄錢早已不用這種錢范，而且金國使用宋錢、宋時民間私鑄嚴重都是一個歷史事實。下圖是那個錢范（模）的正反面，正面排列四個錢?。▋蓪﹀X的正反面），錢上有“宣和元寶”四個正面字，錢范的反面有“崇寧”落款。
在鈞臺窯址區(qū)發(fā)現(xiàn)的用鈞瓷泥制作的錢模（正反面）
稍有點生活常識的人都知道，比如年糕模子，印模上的字，只有反刻，印出來才是正的。見下圖：
民間百姓家里做年糕的模子
如果按照鈞臺窯出土的那個“宣和元寶”錢范來鑄錢，那么宋錢就變成下圖模樣，字都是反的，真讓人笑掉大牙！
由此可見，那根本不是什么北宋錢范兒，就是制瓷工人隨手制作的一個工藝品、玩意兒而已。還有，“錢范”背面的落款是“崇寧”，“崇寧”是北宋宋徽宗在公元1102~1106年期間使用的年號，而“宣和”是宋徽宗使用的第六個年號和最后一個年號，時間是公元1119~1125年，提前十幾年在崇寧年間印制十幾年之后的“宣和元寶”？這穿越也忒神奇了吧。我十分不解的是，堂堂的著名文物工作者，對這么一個漏洞百出的玩意兒，竟然如獲至寶，捧為“支持鈞臺窯為北宋官窯”的證據(jù)，這樣粗糙的治學精神，豈能不淪為歷史笑料？
宋代錫鑄的母錢
好吧，既然說到鑄錢，我就梳理一下中國古代的錢是如何鑄出來的。我國著名的古錢范收藏家鄭家相先生，在《文物》1959年第4期發(fā)表文章《歷代銅質貨幣冶鑄法簡說》，該文提到，自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創(chuàng)制開元通寶錢開始，朝廷鑄錢就完全采用了“母錢”冶鑄法，唐宋元明清都在使用此法鑄錢，一直延續(xù)1300多年，直到清末。這種方法簡單、方便，既省鑄造錢范的手續(xù)，又省印制土范的麻煩。僅用四個木條作成空匡，中實以土，上面布置或多或少的母錢，再把同樣一匡合在上面，印成錢的面背，然后將母錢取出，這樣一匡二匡，以至十余匡，再用繩捆定，上弦留入銅眼孔，熔化銅液傾人，待冷定后，開匡，則成平面形的錢樹，逐一摘斷磨鏈，便成為一個一個的銅錢。匡中的土可以一次二次繼續(xù)使用，所以沒有流傳于后世的。當然“母錢”本身的鑄造則各朝各代有所不同。因此鈞臺窯址發(fā)現(xiàn)的錢范不可能是北宋朝廷使用的錢范。
《宋史?食貨志》（卷一百八十 志一百三十三 食貨志二下—錢幣）記載了私鑄現(xiàn)象
《宋史?食貨志》（卷一百八十 志一百三十三 食貨志二下——錢幣）記載，因攜帶不便、管控松懈等原因，而在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民間出現(xiàn)很多私自鑄錢現(xiàn)象。
《金史?食貨志》（卷四十八 志第二十九 食貨志三—錢幣）記載了金國初年使用遼、宋錢
《金史?食貨志》（卷四十八 志第二十九 食貨志三—錢幣）記載了金朝早期使用舊有的宋、遼錢幣，直到北宋滅亡之后的金太宗天會末年（公元1135年），才開始發(fā)行自己的貨幣。金朝于金海陵王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鑄造的正隆通寶小平錢，現(xiàn)在還成為錢幣市場的搶手貨呢。（哈哈，有些跑題了！）
關于將鈞窯陳設類瓷器與宋徽宗的“花石綱”、“艮岳”聯(lián)系起來，根本不值得一駁，只是個牽強附會的主觀臆斷而已，顯得十分可笑。
問題之七，陳設類鈞窯瓷器，其造型、釉色反映出一種什么樣的民族文化氣息？
答案應該是女真族。自從我研究完汝窯之后，開始研究鈞窯瓷器，一個疑問一直存在，鈞窯瓷器特別是陳設類瓷器的造型和釉色，那戰(zhàn)鼓的鼓釘、那大紅大紫的窯變釉，真的符合大宋那淡雅的審美觀？請看對比：
汝窯天青釉弦紋三足樽與鈞窯鼓釘三足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左圖是北宋汝窯弦紋三足樽，是汝窯的代表器，右圖為鈞窯鼓釘三足洗，是鈞窯的代表器，這兩件代表器在造型和釉色方面，給人一種強烈的反差和對比。我在《中國瓷器的巔峰——汝窯》中講過，宋朝在藝術創(chuàng)作上崇奉的理念是“合于天意，厭于人意”，追求最佳境界是“天工與自然”。在這種美學思潮的影響下，宋代瓷器一反唐代雍艷富厚之風，追慕一種初看好似平淡無華，但越看越有品味的意境。而汝窯瓷器的造型與釉色，恰到好處地迎合了人們這種意境——那仿佛皎月當空的清朗、那猶如風雨過后的青草地、那綿綿無盡的清新，讓人們?yōu)橹潎@。這種與大自然生命融為一體的空明無塵詩境，大勢若靜、大態(tài)若凝，是一種很高的審美意境，也體現(xiàn)了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美學精神。且看鈞窯，釉色有大紅、玫瑰紫、驢肝、馬肺、紅霞等典型色彩，給人一種熱烈、亢奮、好斗的視覺刺激，還有戰(zhàn)鼓鼓釘?shù)妊b飾，無論如何都無法和恬靜淡雅的大宋主流審美觀聯(lián)系在一起。那么，鈞窯到底代表了哪一個民族的審美文化呢？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中記載了金國的音樂及樂器情況
《三朝北盟會編》是徐夢莘（1126～1207）經過畢生收集資料而撰，在光宗紹熙五年（公元1194 年）成書，該書記載了宋徽宗趙佶、宋欽宗趙桓、宋高宗趙構三朝有關宋金和戰(zhàn)的多方面比較真實可靠的史料，是珍貴的歷史資料。該書在卷三提到，金國初年樂器只有鼓和笛，樂曲只有鷓鴣之聲。
《<金史>卷三十九 志二十—樂上》中記載金國攻滅宋之后才有金石之樂
《<金史>卷三十九 志二十》中記載金世宗喜愛的鼓樂——馬上樂樂曲
《<金史>卷三十九 志二十》中記載金世宗告誡子女不忘記女真民族文化風俗
根據(jù)《<金史>卷三十九 志二十》記載，金國在攻滅北宋、進入中原之后才有金石之樂，而金朝廷喜歡的樂曲依然是鼓樂——馬上之樂，還記載在金大定9年（公元1173年）4月金世宗讓歌者在睿思殿上演唱女真詞，并對皇太子說，朕總想到先輩們的奮斗經歷，不敢忘記，所以常常聽聽這些歌曲，也是想讓你們知曉女真民族的醇質之風，如果語言、文字都不知道了那就是忘本。發(fā)源于女真族的金國，信奉薩滿教，因長期征戰(zhàn)，鼓是最重要的樂器，紫色的鹿皮是女真民族特色的宗教儀式服飾，女真人喜愛對比強烈的服飾，比如大紅大紫等。我分析，陳設鈞窯的造型和釉色，很符合女真族的文化特色，極大地迎合了女真族文化需求。因此，我斗膽在這里推測，鈞窯陳設類瓷器，為金國所需而燒制，至于直接證據(jù)，還有待于業(yè)界專家們去尋找。而同樣發(fā)源于女真族的滿族，其宗教信仰、民族文化與金國相同，這也就能夠解釋為什么鈞窯瓷器能得到大清朝廷的青睞了。
結束語
寫到這里，本文也該進入尾聲了。我的結論有兩個：一是鈞窯創(chuàng)燒于金代，二是陳設類鈞瓷不是什么北宋官窯瓷器。要問陳設類鈞瓷到底燒制于何時？我贊同明代說，即燒制于明代前期到中期之間。鈞窯作為中國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創(chuàng)燒出了窯變釉，極大豐富了瓷器的色彩，堪稱曜變的紫霞，為中國陶瓷做出了巨大貢獻。至于創(chuàng)燒時間的爭論，絲毫不影響鈞窯的燒制成就。
作為一個古瓷器歷史研究的愛好者，我相當看好以北京大學秦大樹為代表的業(yè)界精英的嚴謹治學精神，他們定能擔當為鈞窯歷史撥亂反正之重任，還原真相，給世界一個負責任的事實結論。我也在此呼吁，一些尚在世的業(yè)界專家、學者，您也不必為了面子、利益而死扛錯誤不改，畢竟雪地無法埋人、滴水終能穿石，真相總會有大白的那一天，您勇敢地承認并自糾錯誤，照樣會得到世人的尊重，更何況您各方面都有耀眼的成就，小小的武斷或錯誤，也瑕不掩瑜。同時，我也呼吁那些顧及大佬面子的沉默者，你不需要繼續(xù)沉默，勇敢地站出來，就能增加一份反對錯誤的堅實力量。文化自信不能也無法建立在虛假之上，只有去偽存真，還原歷史真相，中華民族的文化才能更加自信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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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北魏 酈道元著《水經注》收錄于《四庫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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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明代 張應文著《清秘藏》收錄于《四庫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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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明代 高濂著《燕閑清賞》
43. 明代 高濂著《遵生八箋》收錄于《四庫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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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明代 方以智著《通雅》收錄于《四庫全書》
47. 明代 方以智著《物理小識》收錄于《四庫全書》
48. 清代 孫承澤撰《硯山齋雜記》收錄于《四庫全書》
49. 清代 王原祁主編 《萬壽盛典初集》收錄于《四庫全書》
50. 清代 張廷玉主編《明史》收錄于《四庫全書》
51. 清代 查慎行著《人海記》
52. 清代 高士奇著《酬倉林·宋均窯瓶歌》
53. 清代 藍浦主編《景德鎮(zhèn)陶錄》
54. 清代 佚名《南窯筆記》舊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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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特別感謝我夫人，她不辭辛勞地為本文進行校對和修改，同時動員不少親戚來幫我改正錯別字！感謝他（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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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彥林2018年2月17日大年初二 于江西省武寧縣上湯鄉(xi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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