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潘振鏞、沈尹默1914年作人物·行書成扇，25.3萬元成交于2017年北京保利

　　晚清的江南誕生了大量藝術(shù)造詣極高的工筆仕女畫家，不管是任頤、費丹旭還是潘振鏞，在晚清那個動蕩的時代，他們的藝術(shù)雖然傳承的風格和畫派并不相同，但是，從中國國家博物館及全國各大博物館對他們的豐富館藏來看，其藝術(shù)價值和未來的收藏價值，是毋庸置疑的。在名家精品不斷創(chuàng)新高、創(chuàng)天價的今天，精明的投資者也可以從小而精的扇面或成扇入手，畢竟名家的藝術(shù)價值，只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得更加彌足珍貴。

圖4 任頤戊辰（1868年）作《翁珠默坐》扇面，86.25萬元成交于2015年中國嘉德

圖2 任頤1878年作《牧牛童子》扇面，37.5萬元成交于2017年香港蘇富比

圖3 費丹旭丁未（1847年）作《柳溪蕩舟》扇面，2.07萬元成交于2017年中國嘉德

圖5 費丹旭《春游圖》扇面，12.5萬港元成交于2014年香港佳士得

圖6 費丹旭丁酉（1837年）作《瀟湘夢影》扇面，7.46萬元成交于2016年北京誠軒

圖7 潘振鏞、王國維人物·楷書成扇，9.52萬元成交于2011年上海博古齋

　　2017年12月，在北京保利十二周年秋季拍賣會的“溫故——近現(xiàn)代書畫私人珍藏專場”中，早期海派工筆名家、“清末三絕”之首的潘振鏞、沈尹默1914年作人物·行書成扇（圖1），拍出25.3萬元。同樣在2017年拍賣會上拍出不俗價格的還有任頤1878年作《牧牛童子》扇面（圖2）。而就在同年，中國嘉德四季第48期拍賣會“中國古代書畫（二）”中，費丹旭丁未（1847年）作《柳溪蕩舟》扇面（圖3）僅以2.07萬元成交。同一年，又都是扇面，都是早期“海派”名家，兩者之間卻整整相差了幾十倍，不禁讓一些精明的藏家開始進一步研究。

　　在代表中國官方最高收藏級別的中國國家博物館，陳列的都是歷代國寶級的書畫家作品，而清末的這三位早期“海派”名家作品，也赫然在目。

　　任頤家族是書畫世家，和其他幾位任姓畫家一起，史稱“四任”——任熊、任薰、任頤、任預。在“四任”之間，任熊與任薰是兄弟手足，而任熊與任預則為父子。而任頤雖然與他們并沒有半點血緣關(guān)系，但他曾經(jīng)拜師任熊、任薰，并與任預素稱莫逆之交?！八娜巍敝g情同手足、亦師亦友，藝術(shù)旨趣又十分相近。

　　更為湊巧的是，“四任”都長期寓居于上海，畫風相互影響，因此其作品中共性的元素相對較多。比如都師法徐渭、陳淳的水墨寫意花卉技法，并將書法、篆刻的用筆，融入了繪畫——以蒼勁的筆法、通透的墨色、鮮艷的敷彩，創(chuàng)造出了富麗堂皇又氣勢磅礴的頗具有新意的藝術(shù)形象。

　　同時，又由于“四任”都處于清末向民國轉(zhuǎn)型的特殊歷史時期，能夠傳承陳洪綬和揚州八怪的夸張創(chuàng)新傳統(tǒng)，雅俗共于方寸之間，作品又大都體現(xiàn)了普通市民階層的審美意趣，漸漸便開拓出了與傳統(tǒng)文人畫完全不同的新途徑。

　　而在“四任”之中，藝術(shù)成就最為突出的，就屬“海派四杰”之一的任頤。圖4便是任頤目前在人物扇面類拍賣成交價最高的作品。這幅《翁珠默坐》扇面，鈐?。喝晤U印，題識：戊辰之冬，任伯年寫于滬。同時，又有吳昌碩（1844—1927）題：“朝云對髯蘇，為問禪參未。綠珠侍季倫，那闕金銀氣。彼美知何人，襟帶古風味。默坐吟春風，禁得寒香沸。安吉吳俊卿?！扁j印：俊。

　　其實，任頤的繪畫藝術(shù)，最早發(fā)軔于當時清朝的民間藝術(shù)。同時，他的技法比較全面——人物、花鳥、山水等都能信手拈來。然而，從另一個角度，我們也可以看到，任頤非常重視面對對象仔細觀察而后細心寫生，同時又十分能夠博采眾長、融匯諸法，并吸取西方水彩畫的色彩色調(diào)之長，運用于傳統(tǒng)繪畫的勾皴點染，使其后來作品的畫面格調(diào)十分清新、與眾不同。任頤的人物畫，成熟期師法“老蓮派”陳洪綬，人物形象比較夸張，極其富有裝飾效果。

　　圖4中描繪人物和樹木的鐵線描，線條十分硬朗而方折，人物形象偉岸而奇崛，設(shè)色與墨法都十分鮮亮而透澈，帶有任頤早年的精謹和中年之后的流暢。畫面中的線條形筆十分具有音樂中的節(jié)奏，線條拉長、拉穩(wěn)、拉挺、拉均，頗具有現(xiàn)代藝術(shù)中的形式美感。再加上此幀又有海派名家吳昌碩的五言作跋補空，更使得此枚扇面彌足珍貴。

　　清代中期，費丹旭以畫工筆仕女畫獨步天下，與當時的華亭（上海松江）改琦，并稱“改費”，開創(chuàng)了中國美術(shù)史上工筆仕女畫的高峰。費丹旭筆下的仕女形象端莊秀美，用線清秀，設(shè)色輕恬高雅，別有一種貴族氣息。相傳清代皇家十分偏愛費丹旭的仕女畫，曾重金大量珍藏，這也是如今我們能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里見到不少費丹旭珍品的原因。

　　費丹旭目前為止，單幅扇面的最高記錄是2014年11月在香港佳士得以12.5萬元成交的《春游圖》扇面鏡框（圖5）。

　　費丹旭的父親費宗騫，十分擅長畫山水。費丹旭年少時便得家傳，后浪游于江浙閩山水間，與畫家倪士惠、湯貽汾、馮箕、張熊，書畫鑒賞家張廷濟等均有往來。費丹旭的肖像畫獨具一格，弱柳扶風，秀潤素雅，瀟灑自若，格調(diào)柔雅，用筆流暢，輕巧灑脫，因此當時遠近聞名，備受皇家和市民階層喜愛，這才有了“費派”之稱。

　　費丹旭自嘲一生為家計所累，常常游走賣畫于江浙滬，而上海、杭州和蘇州是其主要寓居的城市。費丹旭著有《依舊草堂遺稿》一卷，他一生的事跡收錄于《墨林今話》《海上墨林》《桐陰論畫》《清畫家詩史》等諸多畫史、畫論。

　　作為晚清“海派”工筆仕女的代表人物，費丹旭的個人最高拍賣記錄是2011年在北京匡時448.5萬元成交的人物故事十二屏箋本。但綜合2016年成交于北京誠軒的費丹旭《瀟湘夢影》扇面鏡心（圖6），其扇面的價格相對于其藝術(shù)價值而言，可謂十分平易近人。

　　潘振鏞曾往來上海、杭州、南潯、桐鄉(xiāng)等地，敬求繪畫者甚多。長卷大軸，應之不倦。民國初年在上海偕弟潘振節(jié)與高邕之等發(fā)起組織豫園書畫善會，以鬻畫所得，半充義舉，一時響應者甚眾。卒年七十。

　　王國維是中國19世紀末葉20世紀初期的近現(xiàn)代之交，我國學貫中西的文化大師。王國維在文藝領(lǐng)域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早期撰寫的《人間詞話》正是以其極其深厚的中國古代文學素養(yǎng)，同時融入了西方美學思想的一部巨著。

　　從圖7中，我們可以看到，王國維的書法氣清質(zhì)樸，法度嚴謹，富有想象力，線條富于變化。同時，王國維傳世的書法并不很多，所留墨跡多為箋書和信函等，并以行書和行楷為主，而且以中小楷字居多。能在一幅小小的扇面上，同時有潘振鏞的仕女和王國維的楷書，應當十分具有收藏和投資價值。

　　不管是任頤、費丹旭還是潘振鏞，在晚清那個動蕩的時代，他們的藝術(shù)雖然傳承的風格和畫派并不相同，但是，從中國國家博物館及全國各大博物館對他們的豐富館藏來看，其藝術(shù)價值和未來的收藏價值，是毋庸置疑的。在名家精品不斷創(chuàng)新高、創(chuàng)天價的今天，精明的投資者也可以從小而精的扇面或成扇入手，畢竟名家的藝術(shù)價值，只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得更加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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