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四家”中，沈石田、文衡山、唐伯虎三人，皆為翰苑名士，文人出身。文、唐兩人都是畫家石田老人的得意弟子，兩人的聲名， 在繪畫影響上要高過老師，而其中，尤以六如居士唐伯虎的繪畫名氣最響。“明四家”中的仇英，身出寒門，幼小失學，沒讀過幾年書，但好在他天資聰慧，學習繪畫十分勤奮。為了生計，曾做過漆匠。由于骨子里就喜歡畫畫，見之人物、山石、樹木等，隨之勾畫，便能畫出神彩。一智者見其聰明乖巧，是個人才，做漆工未免有些可惜。后經(jīng)人引見，得拜名畫家周臣為師，由此，仇英的繪畫，漸漸步入了正規(guī)的學習期。

　　仇英（約1498—1552），字實父，號十洲，江蘇太倉人，后客居蘇州，杰出的“明四家”之一。仇英擅人物、山水、白描，偶作花鳥，尤精工仕女，由于白描勾線的功力甚深，且能運用不同的藝術(shù)手法，將各類人物形態(tài)刻畫得入骨三分。雖幼年清貧失學，然自學悟性高，心中志向大，從不以家中清貧，而丟棄自己追求的鴻鵠之志。仇十洲由太倉遷徙吳縣后，有幸結(jié)識了文征明。不久，又深得知名畫家周臣的賞識，遂收為弟子，進門學畫。

　　唐伯虎曾學畫周臣，亦得繪畫之用筆門徑。在畫史上，我們并沒有看到唐伯虎與仇十洲交往的過程。也許仇十洲隨周臣學畫時，伯虎可能早已離開了，再則伯虎秉性高傲，幾乎“目中無人”，對于漆工出身的仇英，不一定放在眼中。相比下，仇十洲與文衡山的關(guān)系倒是十分密切，常聚一起品酒論畫，明正德十五年（1520），一幅《摹李公麟蓮社圖》，就是他們共同創(chuàng)作的。李公麟是宋代著名畫家，以人物、鞍馬最擅其長，人物白描畫的精絕勁暢，決無一絲遲澀之筆。仇十洲在明季畫人中，人物白描幾無對手，其承吳道子、武宗元之法，兼融李公麟仙然之筆墨，將人物筆墨推向高處。畫人物高士、仕女，筆墨易流入俗障之氣，如筆墨不闇古法，幾乎難入高古之氣。仇英雖匠工出身，但在承傳筆墨的古法上，能避開俗目濁氣，仕女畫得清雅秀麗，高士寫得超逸脫俗。嘉興大收藏家項子京聞仇英畫筆精絕，十分敬仰崇拜。延之家中作客，待為上賓，府中豐藏歷代名畫真跡任其觀賞臨摹。因此，仇英畫技為之大進。仇英繪畫之名日隆，引來不少各路畫中英杰。文人畫家文嘉、王轂祥、陸治，皆畫壇一時好手。他們來訪仇十洲，切磋探討畫藝，恰巧仇英剛剛畫成《鐘馗圖》，王轂祥稱贊不已，仇英很是慷慨，圖以贈之，陸治為之補景。他們帶畫去拜見文征明，文看后十分高興，題詩以贊。仇英所繪題材甚廣，筆墨古雅，構(gòu)思奇妙，筆下人物蒼潤靈秀。人們常說，識多廣見。而仇英的識多廣見就是其繪畫藝術(shù)提升的主要原因。他手中的臨摹范本，都是唐宋真跡名畫。仇英真是好手段，不少南宋“院體”畫的真本，經(jīng)他之手精心臨摹，幾可亂真。

　　仇英這幅《松溪論畫圖》（見圖），設(shè)色絹本，尺寸59.3×105厘米，吉林博物院藏。整圖精整，遠山近水，清潤毓秀。奇峰怪石，皴擦自然有度。參差不齊的蒼松，穿行于郁郁茂密的山林溪水間。溪旁高士撫琴談天，樹下書僮取水烹茶，看似好一陣輕松忙碌。文士一曲《高山流水》后，與輕松坐在對面的高士，正在談?wù)撘环?。實際上，畫面中的兩位高士，我們應(yīng)該都比較熟悉，撫琴者應(yīng)該是文征明，長得清癯脫俗、儒雅風流；而對面盤膝坐著略有沉思者，可能就是仇英自己。厭煩了城市間的喧囂之氣，大自然的青山綠水讓心中的濁氣一吐為快。溪水松風的空曠清遠，讓胸中的畫語，多了許多道不盡的云煙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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