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時代”這個詞，最初是由丹麥考古學家G·J·湯姆森（1788—1865）提出的。他在1816年被任命為丹麥國家博物館首席館長后，為了陳列藏品，將館藏武器與工具按制作材料進行分類，并依照材料劃分出石器、青銅器和鐵器三個相互銜接的時代；他在1836年出版的國家博物館參觀指南《北歐古物導論》中，又對三個時代之劃分做了進一步詳述。1986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中，說明“青銅時代是青銅作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人類物質文化發展階段的時代”。近數十年來，我國考古學所采用的青銅時代之概念，也強調青銅器在社會物質文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國國內曾在近公元前3000年的馬家窯文化晚期房址中發現一件青銅刀，但現在沒有資料證明當時已普遍使用青銅器；登封王城崗發現了青銅容器的殘片，表明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青銅冶鑄技術已發展到一定程度，但目前對中原地區龍山文化時期的青銅器與青銅冶鑄遺存的發現較少；齊家文化諸遺址中出土的少量青銅器主要是刀、錐、鏡、環等小型手工工具和生活用具，尚未發現青銅容器；位于中國河西走廊的西城驛已發現距今4000年至3700年的冶銅中心，但西北地區青銅冶鑄業的早期發展與中國中原及其他地區青銅工藝的聯系尚待進一步研究。

　　 大多數學者傾向于將考古學上的二里頭文化時期作為中國青銅時代的開端，即約始于前18世紀，終于前5世紀中葉至4世紀中葉，也就是戰國早期。中國青銅時代之結束，與世界上其他國家與民族的歷史一樣，是由于鐵器被廣泛使用，取代了青銅在社會物質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青銅時代的結束并不意味著青銅器不再使用，如禮器一直到漢代仍主要由青銅制造，兵器一直到秦代仍有不少是青銅制造的。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中出土了一些小型的青銅工具與裝飾品，以及種類較多的青銅武器和容器。從形制與制法上看，工具仍具有某些原始特點，但武器、容器與裝飾品形制均比較進步，在青銅武器中還出現了消耗性武器——鏃，這些都證明當時青銅冶鑄技術與規模均已發展到一定程度。值得注意的是，青銅武器在二里頭文化時期出現，正與歷史文獻記載的第一個王朝——夏王朝存在的時間相應，故學者們相信，在中國，大量青銅武器的出現亦意味著作為國家機器的軍隊的建立。這說明在中國青銅時代，青銅器不僅作用于社會物質文化發展，亦對社會政治生活造成直接而巨大的影響。

　　 中國青銅時代青銅器與社會政治密切相關的另一重要表現，是大批青銅容器被用作禮器。如偃師二里頭墓葬中出土的青銅酒器，學者一般認為其是用作禮器的，說明青銅器已介入當時貴族階級的禮儀活動。從文獻與考古資料中也可以得知，在商周社會成員中存在嚴格的等級制度，貴族與庶民間的等級制度已發展為階級差別，在貴族階級內部，不同等級的貴族則依其等級高低擁有不等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地位。此種等級制度通過多種具體的、儀式化的行為規范來體現，此種行為規范被稱為“禮”。青銅容器大部分屬于祭器，也被用于貴族間的婚媾、宴享、朝聘、會盟等活動，或專用以銘功頌德，成為禮治的象征物和維護等級制度的工具，故被稱為“禮器”。各級貴族在禮器的使用上一般有著嚴格的規定，其種類與數量的多少標志著貴族等級的高低，故由隨葬青銅禮器的多少可推知墓主人生前的地位。

　　 除了體現貴族個人的等級地位，在當時，一些特殊的青銅禮器甚至可以作為國家政權之象征。相傳夏后氏作九鼎，商湯滅夏，鼎遷于商，“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左傳·桓公二年》）。春秋時楚莊公向周定王使者“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左傳·宣公三年》），皆是以九鼎為王朝政權之同義語。此外，當時消滅一個王朝或諸侯國，往往要“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這里的重器主要即指王室或公室宗廟中的青銅禮器，足見其與宗廟并為國、族存立之象征。

　　 筆者認為，鑒于中國青銅器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和社會文化價值，青銅器與青銅文化可看作中華文明重要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

　　 首先是工藝和造型方面的價值。中國青銅器工藝在初始階段可能受到歐亞草原西部冶金業的深刻影響，這特別表現在中國西北地區尤其是河西走廊及新疆地區的早期冶銅業上。但在中原地區興起于公元前18世紀上半葉的二里頭文化，在銅器制造技術上已熟練采用復雜的陶范合范鑄造技術，至公元前16世紀，商代前期文化進一步將這種技術推向高端。商周時期，中國青銅工藝在“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思想的指導下，主要用于鑄造青銅禮器與兵器。相比其他文明古國，中國青銅工藝的發展水平很高，展現出燦爛的異彩，無論在使用領域、工藝手法還是其所負載的精神文化方面，都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的，是人類最為優秀的文化遺產之一。

　　 此外，青銅禮器上常有銘文，有的甚至長達數百字。當時的貴族鑄造銘文，用以記述先人與自己的功德，彰顯與王朝的關系。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幾乎所有的銘文皆表明，這些禮器并非用來祭祀天神，而是用來祭祀和懷念自己祖先的。這固然與希望繼續得到祖先之靈的佑助有關，但尊祖敬宗、追念祖先功德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可成為維系各族群團結的一種精神支柱，擴大而言，也可以說是令古代中國各族群得以生生不息傳承的一個重要因素。西周王朝建立后，雖建立了“天命觀”，但“天命觀”并不是單純對天神的崇拜以及將自身命運完全寄托于天，而是要求人本身要有德，要擁護“德經”（大盂鼎銘文）才能得到天命。而且，西周貴族認為要“畏天威”（大盂鼎銘文），強調不能按德行事會“墜命”，要保持危機意識，而有德的標志很重要的一點是要保民，以民為本。這種觀念與青銅禮器銘文展示的對祖先的尊重、承繼祖先功德的意愿是有共性的，也即中國人觀念中固有的一定的人本主義精神，這種精神決定了中國難以存在神權觀念與絕對的神權政治。

　　 古代中國青銅文明的發展過程，還充分展示了文明互鑒的重要性，反映了中華民族善于吸收與借鑒其他文明的優秀因素，以先進的文化與生產技術來促進自己文明發展的胸懷與氣魄。例如，除了上面提到的在青銅工藝起源上可能借鑒了古代西方與歐亞草原的先進工藝之外，商代后期青銅車馬器中的雙輪輻式馬車的制造與使用，應該也受到歐亞草原中部地區的影響。關于這點已有考古學的證據，學界也多有共識。當時的商人與歐亞草原東部的北方族群有密切往來，源于歐亞草原中部的馬車制造與馭馬技術應該都是從這些游牧或半游牧族群那里得到的。重要的是，中國人對馬車并非單純仿造，而是依賴自己先進的青銅工藝制造出更先進、更多樣的青銅車馬器，同時大力發展了馬車駕馭技術。另外，東周以后騎馬術和騎兵在內地的發展，也跟我國與歐亞草原族群的來往有密切關系。馬車的普遍使用，特別是戰國以后騎馬術的普及，使古代中國的交通得到極大改觀，中原與四方的聯系更加便利，這也讓受中華文明影響的區域大為擴展，令中華各民族間建立起更加廣泛和密切的聯系。

　　 （作者系北京大學歷史系與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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