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曾記載：登州府下“又羅山，在縣東二十五里，唐置羅峰鎮，蓋以山名”，民國時期，從招遠走出的蜚聲燕趙、齊魯間的大畫家王友石（號羅峰山人）自幼酷愛繪畫，曾得到著名畫家陳師曾親炙，與李煜瀛、蔣夢麟、經亨頤、賀良樸、劉大同、齊白石等交好，腳步遍及濟南、天津、北平美術教育及機構從事美術事業。他崇尚寫生，技法高妙，作品設色濃郁，風格渾厚雄健、大氣恢弘，王友石一生教授弟子無數，解放后成為北京畫院院委和畫師，在中國畫界與齊白石有“二石”之稱，成為中國百年來蜚聲海內外的重要花鳥畫家之一。

一

　　 王友石(1892—165)名道遠，字履齋，又號羅峰山人，山東招遠大秦家鄉原家村人。原家村處于羅山之陽，正是因為王友石家在羅山腳下，因此取了羅峰山人這個名號。

　　 1899年，7歲的王友石嘗試學習繪畫，那時在窮鄉僻壤學畫沒有名師指教，他只好找一些插圖和畫冊臨基自學，在臨摹中逐漸掌握了繪畫的基本技法，王友石在孩提時代的學習過程中，周圍親戚的鼓勵成為他進一步探究繪畫奧秘的動力，為他創造很好的作畫的環境。在王藝石的學習過程中，山間路旁河邊的花木，成了他稚拙畫筆描繪的對象，或對動骨速寫，或起筆漫涂，王友石借用古人的墨法，抒寫天然的景物，數十年來未曾一日間斷。隨著齡的增長，農村的條件難以滿足王友石的求知欲望，1914年，王友石又到省府濟南讀中學，王友石在濟南經歷了嚴格的基礎訓練，系統性地習工筆花鳥畫，一日不畫便覺得手癢，繪畫的習慣己成癖，因此研究美術逐漸成為王友石一生的志愿，別人感覺整日在畫案旁磨墨揮毫是種艱苦的修行，在王友石看來，能夠提筆在宣紙上繪畫卻是難得的愉悅探索旅程，自小未曾有一絲一毫的改變。

　　 進過兩年的刻苦學習，1916年，王友石與同學俞劍華和孫逸卿一同被保送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今北京師范大學)手工圖畫專修科學習。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手工圖畫專修科除培養中小學校和師范學校手工圖畫教員，以緩解社會設計人才匱乏外，另一個最主要的目的是改良民族生產的設計水平，從而達到抵制外國工業產品傾銷的目標。當時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美術師資可謂人才濟濟，中國近代美術的開拓者鄭錦擔任講師，李毅士、陳師曾分任西畫、中國畫教員，徐作哲等名師擔任手工教師。其中國畫教員陳師曾知識淵博，中國畫造詣很深，他對美術理論研究可謂集大成者，他主張“中西融合”、“固本出新”、承上啟下、繼往開來；提倡師法自然，開啟花鳥畫、山水畫親近自然之先河，主張人物畫當隨時代，是中外畫壇久負盛名的畫家，為現代美術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淳厚樸實的王友石一入校，展現了他在繪畫上的驚人天賦，他的中國繪畫及西畫技法提升很快，學習成績很快在諸多同學中脫穎而出，深得教師們的關注和喜愛。王友石踏實、穩重的人品，更是讓陳師曾對他刮目相看，在王友石的懇請下，幸運地成為陳師曾的入室弟子，王友石經常吃住在陳師曾家中，耳提面命于陳師曾，陳師曾也傾囊相授繪畫技藝，針對王友石對書畫理解和表現的實際情況，更多地在史論、墨法、筆法、意境及國學方面，以及中西融合促使繪畫創新發展方面給予王友石以指導，王友石不僅繪畫技藝大有長進，而且，在詩、書、印等方面均有了較高的藝術修養。

　　 王友石在陳師曾的啟發和鼓勵下，以寫生拓展繪畫創作，不僅將寫生當作關照生活的手段，更寫生作品，視為一種對物象鮮活形象的捕捉，對日常場景的再現和抒情的方式，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形成了與前人不同的藝術風貌與品格。為了提攜弟子，陳師曾給王友石畫室題了“我師造化”四個字以作勉勵，稱贊其繪畫富于寫實精神和探索意味。不僅如此，陳師曾將王友石引薦給自己的好友齊白石，并鼓勵王友石不斷與齊白石切磋藝術，王友石與齊白石多次合作繪畫，齊白石對王友石“師法造化”的創作方法給予了充分肯定，曾為其題詞：“余見友石兄畫荷得其真趣，友石自言游山東時嘗為花寫其照，余亦常為之，故能知之也?！?

二

　　 北京高等師院畢業后的王友石回到濟南，從事教育工作。當時濟南中小學師資匱乏，尤其是美術師資更是捉襟見肘，王友石作為當時濟南，乃至山東很少的科班出身美術教員，在濟南很快有了名氣。1922年，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長于明信（字丹紱）籠絡了王士楷（字俊千）擔任教務部主任，丁象辰（字經農）任事務部主任，徐昌言（字虞臣）任學監部主任，聘任王祝晨、蔡曰光、陳熙光、王乃昌、楊得春、葛玄客、梁國棟、時毓龍、劉汝蒲、孫建中、李孔彰、徐寅和、李鴻庥、祁錫堉、胡維藩、秦少文、于璜、楊緯坤、翟東昇、韓承薰、田象孚、王椿芳、許錕、王興仁、張玉藻、叢樹榮、楊啟勝、程鳳陽等擔任教員，王友石與私立山東美術學校的創建者周愛周、著名畫家吳天墀一起擔省立一師的美術教員，省立一師的美術課教學，在王友石、周愛周和吳天墀三個日后聲名顯赫的大藝術家的操持下，確定了師范美術教育既注重對繪畫基礎的培養和熏陶，也注重對工藝美術和實用美術的訓練的基調，這種師范師資教育理念，不僅精準貫徹了當時國家師范教育的理念，而且為當時的山東美術師資教育鋪設了基調，可謂開新一代美術教育的新學風。

　　 王友石此時在濟南名氣越來越大，吸引了很多莘莘學子前來求教和學習，其中包括1922年8月考入省立一中的徐培基。當時徐培基剛考入省立一中，他優異的學業深得師長器重，讀書之余喜歡筆墨丹青，在諸城老鄉、省立一中國文教師的推介下，跟著名家王友石繼續學畫花卉。14歲的徐培基第一次見到王友石的作品，如同見識上打開心靈的窗戶，徐培基方知詩、書、印需要齊頭并進的道理，尤其是王友石力主通過寫生“為花鳥寫照”，把對象的物性、風神儲于靈府，流注筆端，主張以書法入畫，提倡中鋒用筆，畫風樸茂敦厚的特點，對徐培基的藝術影響深遠。

　　 王藝石在濟南廣泛參與和美術相關的社會活動。1922年暑假，俞劍華在濟南芙蓉街開了一家小型的“翰墨緣”美術商店，除賣紙、筆、繪畫顏料外，還賣些美術書刊和小畫片，聯絡一大批美術愛好者和學習美術的學生。1924年，因為北平美專發生學潮，俞劍華返濟任私立山東美術學校國畫教員，兼任山東師范學堂國畫專修科教員等，俞劍華聯絡在濟南美術界頗有影響力的王友石，聯系王子正、胡仲源、朱立福、黃固源、吳天墀、秦振鋆、秦宣夫、李光郙、張眺、張愚談、李廷梁、姜云亭、王子亨、王貫章、丁琦行、谷鵬棲、武恂如、衛雪樵、臧麟年、劉坤山、徐培基、叚德蛟、關松坪、鄭弼良、王幹華、支友年、林宏田、沈鴻鵬、赫輔五、李銘鼎、秦余山、魯憲章、朱省三、滿震東、王景章、邊春江、崔玉榮共39人，以此為成員班底，組建了濟南民國后最早的畫社之一---翰墨緣畫社。翰墨緣畫社在美術史的研究上形成民國時期濟南畫社的重要特色。

　　 1925年6月25日，翰墨緣畫社出版編輯發行《翰墨緣》半月刊第1卷12期雜志上，刊登了王友石的《友石畫譜》廣告，稱“此書為畫家王友石最近作品，繁簡具備，淺深皆宜，定價每冊五角，特價六折”，王友石的《友石畫譜》是山東畫家最早出版的畫譜之一，《翰墨緣》半月刊雜志的美術書刊廣告，也是山東最早的美術書刊廣告之一。

三

　　 王友石振聾發聵的名聲，與他頻頻舉辦畫展、在報刊發表精品畫作的經歷息息相關。王友石參加翰墨緣畫社開始，開展了他在社會上頻繁的展覽過程。1925年1月，王友石與俞劍華等人，以翰墨緣畫社的名義，探索在濟南第一中學圖書館、省圖書館等舉辦展覽，特別是1925年5月27日至30日在省圖書館舉辦的翰墨緣畫社第二次書畫展覽會，很多濟南各校的美術教員、社會上書畫家爭先加入畫展，較此前第一次的書畫展覽會的畫要精而且多，展覽會上有中國畫的山水、花鳥、人物、翎毛畫作品，西洋畫的水彩、油畫無不涉獵。在翰墨緣畫社舉辦的展覽上，崔玉榮女士的工筆花卉，吳天墀的猛獸，王子亭的花鳥，衛雪樵的花卉等均是非常精到的作品，但在當時社會上引起輿論關注最大的，則是王友石創作的六丈《群芳爭艷》長卷，該作品通過對牡丹、芍藥、梅花等花卉寫生的組合，結合墨色的襯托與渲染，表達了夏季萬物生長后，五顏六色花卉爭相怒放、葳蕤向上的風貌，設色精妙、構圖滿而不塞，體現了傳統繪畫的厚重、博大，其筆墨的精妙，場景的壯觀，和俞劍華、王子正、胡仲源、朱立福、黃固源、秦振鋆、秦宣夫、李光郙、張眺、李廷梁、姜云亭、王貫章、丁琦行、谷鵬棲、武恂如、臧麟年、劉坤山、叚德蛟、關松平、鄭弼良、王幹華、支友年、沈鴻鵬、赫輔五、李銘鼎、秦余山、魯憲章、朱省三、滿震東、王景章、邊春江等作品相得益彰。翰墨緣畫社書畫展的歷史作用是不僅有王友石、俞劍華等傳統畫家，也有張愚談的水彩，林宏田的油畫等西畫作品，中西方繪畫聯展已不再是濟南畫家、文人或藝術家的雅興，而且是畫家們為了共同的愛好和藝術追求，在團體中尋找藝術共鳴，畫社體系建設朝著明確的組織化方向發展，書畫藝術家開始具有自覺的結社意識，提倡風雅、保存國粹，提倡向西方學習，對當時社會及美術發展現狀有明確的針對性，因此具有更廣泛的社會意義。

　　 為了更好地與畫友溝通交流、切磋技藝，王友石在1933年，與郁巨川、勞福泉在大明湖畔發起成立明湖畫會，他們常常在一起雅聚，有的時候借用岳祥書的芙蓉街2號“祥書美術館”，更多地借用大明湖南側的山東圖書館前亭，很多濟南本地或者客居濟南的畫家在這里品賞書畫，他們有的為了避開世間的喧囂，“百花洲里避塵囂，慣向花枝掛酒瓢”，更多的則是呼朋喚友，與同道之人談詩論畫。在此期間，王友石廣結社會畫家，在燕趙和齊魯大地的各路新聞媒體發表了大量作品，比如1930年5月，王友石在北平的《新晨報副刊：日曜畫報》發表《山水》、《花鳥》等國畫作品，很多作品體現了“提倡中國文化，融合東西洋藝術”的宗旨，展示了蒼茫雄渾的山水意境和枝繁葉茂的花卉寫生創作，與在1935年12月19日的第1337期《北洋畫報》發表的《山水》，以及國內外其他名家巨擘多種藝術門類的繪畫創作，成為我們研究中國近代各種文化藝術的史料。

　　 不僅如此，王友石在京津舉辦畫展。比如，1935年5月19日至26日，在北京中山公園碧紗舫舉行《羅峰山人王友石畫展》，畫展展覽王友石創作的150余幅國畫作品，展出的山水花鳥、人物題材豐富，展現王友石的創作才華?；B作品鐵樹、老虎、靜物花卉、奇珍異物等寫生作品，有時寫意，有時工筆，或大筆橫掃，或極細描繪，無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招之欲動，頗有金石之氣的章草書法增添了章法美感。社會名流十分欣賞王友石的繪畫藝術，中山公園的畫展介紹人不僅有李煜瀛、蔣夢麟、李書華、經亨頤等大家，也有吳佩孚等社會政治名流，還有賀良樸、徐誦明、李蒸、劉芝叟、齊白石、李麟玉、羅文仲、陳博生、管翼賢、林忠易、陳石泉、秦德純、富占魁、侯成、張翰如、彭濟群、譚慶林、孫晉卿、季乃時等143人，可謂盛況空前。王友石多次在京津等地舉辦個人畫展，他注重對美術理論的研究與探討，出了出版《友石畫譜》外，他先后編繪過《花鳥畫鑒》《槐堂畫語錄》《我師造化室畫存》等畫論、畫集，其作品《鐵樹》《牡丹》《懸崖菊》等風靡一時，一時間齊魯燕趙間門弟子不下數千。

四

　　 抗日戰爭期間，王友石不得不在北師大女附中、北平山東中學從事教育工作以維持生機。他教書期間，不忘以畫筆為武器宜傳抗日救國的道理，支持保護進步學生。他曾畫過一株向日葵，題句目:“恨爾一心偏向日，不知日落將誰傾”，用雙關、諧音等暗喻手法，表現了他對日偽漢奸的仇很，引導學生不能忘懷國家。

　　 日寇侵略下的中國國內局勢動蕩，物價飛漲，為了解決現實生活問題，各地一些書畫家們紛紛來到青島，忙著找同鄉尋門路，或舉辦展覽聯展推銷作品，同時，也進行一些藝術切磋交流活動。1940年8月16日，繼濰縣藝術界徐培基、郭味蕖、于希寧等在青島舉辦書畫展覽后，王友石在青島展出作品110余件，王友石清晰地傳達出他對寫生重要性的認識與倡導，他認為臨摹之風不可取，他推崇吳昌碩的筆意，其畫風樸茂敦厚，花鳥畫常常是鴻幅巨構，氣勢非凡，把花鳥的自然特征和人文特征融會繪畫意象，透視出他的人格與魂魄的寫照。

　　 為了維持生計，王友石在北平山東中學任教。當時北平的私立中學很多是地域性的，如山東人辦的山東中學，在經費上得到一些同鄉會的資助，在教師和學生中，是其本省籍的當然要受到一些優待，一口山東土話畫家王友石在北平和平門里順城街的山東中學，他一邊教學，維持學校生存發展，一邊繪畫。當時王友石畫的最多題材是鐵樹，他喜畫鐵樹，常以物寄情，表達其剛直性格，題詩“有面如鐵本無私，有心如鐵不可移。果能此心與面同，鐵樹自有花開時?！彼嫷蔫F樹，筆墨蒼勁，格調清新，在畫界因此有了 “王鐵樹”的雅號。

　　 在中國最黑暗的時刻，王友石也不忘提攜后人，與同好相互交流。1944年，年僅33歲的陳大羽在青島、北平舉辦個人畫展，嶄露頭角。暑假，王友石為提攜陳大羽，帶他攜畫作求教于齊白石，白石老人見到陳大羽的畫作很為高興，并說自己也喜歡吳昌碩書畫，齊白石為陳大羽的畫作題句：“趙吳以后，獨見陳君”，齊白石為之取名翱，字大羽，陳大羽遂以字行，也見證了王友石與陳大羽的忘年之交與畫友之情。

　　 王友石在從事藝術的同時，堅定了自己的政治志向，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工作，參與“人民教育聯盟”的組建工作。1947年8月，在北京師大女附中擔任教員的王友石，他在北京的房舍成為北平地下黨的秘密聯絡點。當時北平地下黨學委會擔任中小學教委書記的薛成業，與王友石有著地下工作關系，侯鏡如任北平警備司令期間，韓自勵曾任北平市宛平縣政府秘書，而92軍的軍需副官李介人則是韓自勵的學生，又是侯鏡如的外甥，與韓自勵來往較多。因而，經韓自勵的介紹下，薛成業、李介人在王友石家里見面會談。1948年，在北師大擔任教務主任的王友石在政治上成長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與薛成業、韓自立、李介人等參與策動原北平守軍司令侯鏡如的起義工作，共同為和平解放北京策動九十二軍起義作出了貢獻。

五

　　 新中國成立后，王友石致力于中國畫的創作和研究，他旗幟鮮明地主張“作畫要有時代性、人民性、思想性、藝術性?！彼麆撟髁嗽S多毛澤東主席的詩意畫，《詠梅》為其代表作，他畫梅花一掃前人古傲寒瘦清逸之氣，以“潑墨一斗噴煙霞”之氣勢，放開蒼勁凝重之筆直掃，梅似玉柱擎天，傲然屹立于漫天風雪之中，象征著中華民族的氣概。鄧拓曾以“左?！钡墓P名在《美術》雜志上撰文，對其藝術思想給予高度評價。

　　 1956 年，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上，著名畫家葉恭綽和陳半丁共同提出“擬請專設研究中國畫機構”的提案，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重視。同年 6 月 1 日，周恩來總理主持國務院會議，通過了文化部“北京與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國畫院”的報告和實施方案。次年，“北京中國畫院”在東城區成立。周恩來總理作了長篇講話，規定了畫院是創作、研究、培養人才、發展我國美術事業、加強對外文化交流的學術機構，畫院擁有齊白石、葉恭綽、陳半丁、于非闇、徐燕孫、王雪濤等幾十位著名畫家，齊白石任名譽院長，王友石在陳半丁的提議下參與北京畫院的籌建，后出任黨組成員、院委。

　　 在北京畫院工作的日子，王友石的藝術也與時代同頻共振，發生了一系列的轉變，他在自傳中寫道，在舊社會生活時自己負擔包括7個子女的一大家人的開支，全靠他一人用從事學校教學的工資，和開畫展賣畫解來決經濟問題，40余年的光陰，自己大半消耗在繪畫中，為了解決生活的困窘，曾經一年作畫600余張，因此對畫作缺乏深刻的研究，以致藝術程度停留在一定的限度上，往往只追求單純藝術，沒有將繪畫賦予新的政治教育意義，未能投身到群眾火熱的斗爭中去，對于新時代人物的性格認識還不夠，只是用在平時搜集、積累的素材在創造性表現上費了些精神，更多的是追求用筆、用墨、用水、用色等技法的錘煉，繪畫所追求的往往是“物之美”。憑借自己多年的經驗，若不在藝術上加以提升、改造是做不出來面向工農兵、為社會主義政策服務的新作品來。為此，王友石致力于改造自己的繪畫，改變傳統的審美觀念，摒棄舊社會的舊習慣約束，力戒公式主義，沖破自然主義的桎梏，充分發揮國畫對新形勢和社會現實的批判功能，主張作畫要有時代性、人民性、思想性、藝術性，繼承傳統要分清精華與糟粕，藝術要為社會主義服務，要為工農兵服務，要對人民起教育作用。他說：“繪畫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推陳出新所謂推陳出新，就是要把封建資本主義之陳推掉，出社會主義之新，一定要革新，不要舊的一套，內容一定要改，只改內容不改形式，名之日舊瓶裝新酒，雖然也可暫行一時，終非長久之道?！?

　　 王友石一生從事美術教育工作，在任北京畫院教授兼辦公室主任期間，培養了許多人才，著名畫家孫其峰、楊秀珍、潘絮茲等都是他的學生。不僅如此，他還關心文化事業，他曾經在1961年1月，與陳半丁商量中國畫院應當和故宮聯系，復制古人的名畫，給國家造些藝術品，平時陳列復制品，這樣藝術家可借以提高技法，國家可以多些復制品，畫家可以得些補助費，可謂一石數鳥，實現多方共贏。王友石雖然久居京華，但他非常熱愛自己的故鄉，1963 年招遠縣舉辦詩畫展覽，應縣委之約，王友石不顧年邁多病，為家鄉揮筆畫了《春風楊柳》《牡丹》等佳作，寄托了他對故鄉的關切和扶持。

　　 1965年5月，67歲的王友石因病在北京去世，山東、河北、天津、北京藝術界無不惋惜。北京畫院為他舉辦追悼會，鄧拓、吳晗等參加過追悼會，依依惜別這位成長于山東，在解放革命期間立過功勞，在中國美術教育和北京畫院做出突出貢獻一代大家。

（作者系國網煙臺供電公司張偉）

　　 參考資料：

　　 孫奎臻 劉丕謙《畫家王道遠略傳》煙臺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煙臺文史資料》第18輯1993年10月版

　　 王友石自己書寫的日記等資料（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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